“国民游憩所”里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骨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火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用成一种“从化学里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一切微生虫”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行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水面上行走的都是那电机船，用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而采得珍珠，社会安定国人文明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苏汉民初步试制成功去除恶根性的“除恶药”，吴淞口海军在大演习，“走遍全国，寻不出一个穷人”，“愁富”的人只好盘算着到海外投资（“把钱运到外国去做一番事业”），联合国安理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待到作者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睡在榻上，原来所有光怪陆离的美妙景象，只是一场幻梦。

　　正是陆士谔对上海、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这中间的诸多想象在今天成为现实，而不是他预言到什么世博会，调动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使得陆士谔一时成为一个“神人”，此书成为一本“奇书”。

　　今人视陆士谔为“神人”，视《新中国》为“奇书”，正是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把此书视为“预言小说”之故。

　　在笔者看来，把此书当成“预言小说”，不如看作“幻想小说”（正如此书封面所印的“理想小说”）；把陆士谔当成“预言家”，不如看作“幻想家”。预言与幻想区别在哪里呢？预言更多地体现着预言者的“神机妙算”和“远见卓识”，而幻想则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

　　准确地说，《新中国》属于幻想之作，而不是预言之作。因为陆士谔是那不幸的现实中的挣扎者和痛苦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但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从此一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为那痛苦中的芸芸众生指示一个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的先知。

　　今天，我们常常惊怪于百年前的陆士谔能“预言”到南京路下有地铁、黄浦江上架铁桥、黄浦江底通隧道、大剧院里放电影等，而且这些“预言”在今天都一一实现。我们的惊怪显然是建立在这些新生事物的设想都是一百年前的陆士谔在医房或书房里“独家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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