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对中国商品赛会经济的影响

    主持人：世博会作为商品赛会的一种形式，它对中国近代商品赛会经济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乔兆红：博览会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的产物。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部分，商品赛会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走进中国大门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赛会在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思潮。中国近代新式的博览会，是完全效法于日本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危机四起，一些忧时之士意识到商品赛会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而竭力呼吁。19世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陈炽、郑观应等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中都强调了商品赛会的重要性。中国自行举办商品赛会肇端于张之洞时期的湖北，商品赛会之所以在湖北首创，除了有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地方政府的强力行为外，还与其所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紧密相关。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就是世界博览会在中国的一次成功预演,上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自我调适与革新，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发展道路。但近代中国，由于综合国力不强、工商业发展程度不高、政府行为的乏力和社会风气的保守等诸种原因，始终没有条件举办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博览会。

    主持人：商品赛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积极作用？

    乔兆红：各届世博会对推动各国扩大贸易、加强国际合作，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1851年伦敦世博会建造的“水晶宫”，预示着人类建造史上“玻璃时代”的到来；1889年巴黎世博会留下的埃菲尔铁塔，象征着“钢铁时代”的来临。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各国，在博览会浓厚的现代气息和新兴科技浪潮的冲击下，也会相应地开始自身的工业化和科技化建设，从而被纳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之中。

    随着商品赛会的不断发展，上海、武汉等地逐步形成了一种通过汲取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加以创造性的转换、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雏形，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完备的、以工商和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开始了由凡事讲人情、凭关系的传统向凡事讲规矩、凭法度的现代过渡，代表了一种对现代化即是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同时具备法权体系的观念的认同。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与世博会的“结缘”

    主持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世博会，就在上海举办。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这一梦想终成现实。如何看待上海与世博会的“结缘”？

    吴海勇：早在1877年，清朝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参观首届世博会遗址水晶宫后，就开始筹划举办世博会。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更是大力倡导：“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办博的梦想渐趋明晰。梁启超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1905年的《新石头记》，更是以文学形式寄托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民族遐想。进入民国，世博强国梦差一点就梦圆上海。江苏实业厅厅长徐兰墅从1926年费城世博会归来后宣言：“拟设一万国博览会于上海、或上海邻近之江湾”。近期披露的民国文物，更是表明有人曾经筹划在上海举办1936年万国博览会。因为种种原因，1936年上海万国博览会终未能美梦成真。从国力发展、国内局势与国际环境来看，上海也只有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百年世博强国梦的充要条件。

    乔兆红：世博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类文明和观念进步的过程。如果说世博会的举办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那么参与世博会的过程同样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国际博览会为各国参观者进行广泛接触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是各国人民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参加并举办国际博览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交流，更加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

    (本版部分图片选自吴海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long之炫奇——百年世博的中国表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