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传统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籍多方面的教育，刚开始时幼年光绪极不适应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时常嘻戏啼呼，哭闹不止。渐渐地，出于对慈禧严厉叱责监督的惧怕和对老师翁同龢的感恩之心，光绪自觉培养起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看书学习成为他寻找精神慰藉的乐园，他开始沉醉其中，陶然忘返。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对师傅翁同龢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绪早期思想的精神源头。他提出“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光绪十一年，十五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在光绪早年写成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辛劳的——
　　当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不由自主联想到“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
　　当他在幽窗翠竹、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时，遥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
　　当他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围坐红炉时，更是想到宫廷的豪奢与民间的疾苦，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一个专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时刻，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难能可贵。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
　　追根溯源，其来有自。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就纷纷慕名渡海而来，尽一切可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无论如何发达，其文化中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深厚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如此看来，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好皇帝。甚至连解放后的电影《清宫秘史》还要为不幸的光绪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明治十四岁即位时，年轻的天皇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光绪与明治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是典型的旧式学者，虽然具备很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鸿章就曾嘲笑翁同龢：“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传统国家，尤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同样是《纽约时报》，早在报道光绪学英语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发表的一则述评，就一剑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国的症结所在：《 “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欧洲人如何看待“四书”、“五经”，但它确实“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四书五经的禁锢压制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个性，抵制创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中国人思想日益狭隘，死气沉沉，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禁感叹道：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当时全国通晓西学、锐意变法的人少得可怜。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党是一与千之比，“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至于广大群众，“知时事之危急者万无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图维之者，亿兆无一焉。”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顽固势力也相当强大，更何况其他各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如同黑夜里最嘹亮的一声号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梦。他无情地指出，当日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人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
　　福泽不但认为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日本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民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身份等级，界限分明，“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也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几千万人民就像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日本人缺少西方人的朝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部蜚声全国的著作，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文明观，为日本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开了一副卓有成效的良方，也为明治天皇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使我想到，今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仅才三十年，就有人开始鼓噪“中国没榜样”了。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误国口号居然在全球一体、互相学习的今天喊出来，实在令人悲哀。
　　沉睡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清醒的人。当年，大清国的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长江上鼓浪前进，势不可挡，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康有为就对中国由于列强环伺而潜存的危局深表忧虑，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皇帝，“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一举动在当时上下麻木、讳言变革的氛围中，几乎无人支持和理解。大臣斥之为“狂生”，士大夫们“群疑交集”，对康有为多有攻击之语，连友善者亦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受此打击，不禁发出愤激之语“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又“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杉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作者：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