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

　　在4月27日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昨日《人民日报》)。

　　再过两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家领导人当此之际提出“体面劳动”，自有其深刻寓意。

　　我们从小被告知“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未来”等，从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劳动者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角度看，这些口号都是没有错的，但站在劳动者个体的立场上，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体面的，都是可以给劳动者本人带来荣耀感的。换言之，“光荣”主要基于国家视角的“奉献”，而“体面”则更多来自于劳动者个体的感受，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才是衡量劳动是否“物有所值”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体面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劳动”内涵的扩展，也是以人为本的常识回归。

　　“体面”是人的一种内心感受，在心理学上，它是一种在公开场合与别人比较时，优于他人或者至少不输于他人的心理满足状态。将这两个字作为“劳动”的定语，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工作能够为他赢得周围人最基本的尊重。所以，“体面工作”首先事关劳动者的尊严，而这种尊严既体现在精神层面——比如职业本身基于社会评价带来的荣誉感，又体现在物质层面——很难想象，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劳动者有何“体面”可言。

　　从理论上说，职业不同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无论引车卖浆者流，抑或官员、学者、艺术家，任何职业都应受到社会无差别的尊重，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职业所得到的社会评价和美誉度差距甚大，这固然是因为劳动者个体在学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的法定权利未能获得一视同仁地保护，因而一再发生劳工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这些侵害既来自物质层面，比如已成顽疾的农民工被欠薪;也来自精神层面，比如珠三角地区经常发生的劳工被强制搜身、被迫超时工作等。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认为“体面劳动”应当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障、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以此观之，我们离“体面劳动”的距离还差得很远。今年年初媒体曾报道一起发生在杭州的“厕居”事件——十多名新来杭州的绿化养护工人竟然在公共厕所“安家”，这些月薪仅千元左右的工人在一座号称“天堂”的城市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不得不将五谷轮回之所当做日常吃饭、睡觉的居所，人的尊严已荡然无存。当时舆论就此事件猛烈抨击房价高企，其实最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里有一个“人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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