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秋，何先生到了重庆，《教育短波》气息奄奄，不久便正式倒闭。在那多事之秋，何先生最重要的恩师和领路人陶希圣给他留下1000元，被汪精卫接到了香港。生活困难，何先生先后干过很多工作，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当编审，编写教材，申请中英庚款的学术补助，写作《日本维新史》，在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左手抱着小儿，右手写文章，小孩子淘气，两手一拍，不是稿纸破就是笔飞了。

　　战时最能见世道人心，二房东以2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房子，再以400元租给何兹全一家。四川省教育厅长曾经被抓壮丁，厅长亮出身份，保甲长也不买账。何先生的儿子何芳川才100天，被送到托儿所，谁知托儿所照看不力，致使蚊虫叮咬染上疾病，幸好抢救及时才度过危险期。不久，不满周岁的孩子又患病，连夜冒雨送到重庆市立医院动手术。多年以后，何芳川考入北大，从东语系转到历史系，后留校任教。有谁知道，这个被北大学生选出来的“十佳教师”、北大副校长，童年竟然如此多灾多难。他于2006年病逝时，才67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给何先生夫妇俩极大的打击。

　　在战乱中穷得饿肚子，发疟疾，打摆子，连续好多天高烧不退，即使如此，何先生还在想着国家大事，坚信抗战总会胜利，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有矛盾。他给傅斯年写信，讨论相关问题，认为国民党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民主权力，而共产党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和统一。这些“书生之论”，遭到了傅斯年的“嘲笑”和否定。他后来才知道，傅斯年1945年去延安见过毛泽东，对于国共的和平，是不抱希望的。

　　颠沛流离到1944年，何先生从重庆赶往昆明的史语所工作，才渡过了一小段极安逸的日子，没有飞机轰炸，生活也无忧，每日里读书写文章，有时候去营造学社听林徽因“训话”。

　　早在大学期间，何先生已经参与了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等，还有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征，是家族宗法本位和帝国时代，根本就没有欧洲所谓的“封建社会”。何先生独辟蹊径，提出魏晋封建说，且能言之有据。

　　史语所期间，他进一步意识到魏晋南朝时期与东罗马帝国相似，写了三篇文章：《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役》，进一步完善了他的“魏晋封建说”。还研究了“獠”族的资料，可惜没有写成文章。何先生一生坚持魏晋封建说，即使在严酷时期与官方钦定的观点直接冲突，却从未动摇苟且、学术自诬。何先生美滋滋地说，这是他最重要的成果，这个观点“我是第一”。他伸出左手食指，在阳光下得意地晃了晃，咧着没牙的嘴，笑了。

　　抗战胜利后，仙槎大哥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转任北平市长。何先生由此获得山东省公派出国的机会，他拿着胡适给他写的介绍信，于1947年到达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开始学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后来转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那时已经是1949年9月。

　　何先生有研究生奖学金，几年内生活无忧，可以将妻儿接到美国去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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