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可能有外人难以公断的两亲家之间的“家庭细故”方面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已逾八十高龄的罗福颐(罗氏五子)老人曾将当时尚未“解密”的王国维为潜明遗款致罗氏的两封书信抄寄笔者，并附写短跋说，“平心而论，人孰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痛惜罗、王两亲家因处理潜明后事发生龃龉，导致“金石之交几绝”。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期间，校方给予的生活待遇亦较优厚。当时，清华学校的教授月薪二百五十元左右，吴宓是研究院主任兼大学部西洋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元；而梁、王、陈、赵四位导师的月薪，分别为四百元。由此“供奉标准”，也体现了这个书院特色的研究院对导师(教授)之尊重。

　　这时，被称为山光水色的“水木清华”之幽景，我们只要读过朱自清写于清华园的名作《荷塘月色》，便可以领略。王国维在这样惬适的校园里专心治学，潘夫人主理家政，完全改变了“辛亥之变”以后很长时间内为生计忧心奔波的困境。他的六子二女，长有所业，幼有所教，真可谓其乐融融，家和人丁旺。

　　特别是，就像鲁迅诫子“万勿做空头文学家”一样，历经艰困的王国维也并不希望“子承父业”，去做“空头学问家”。据王东明女士回忆说，父亲王国维深知求职谋生不易，为了给子女未来能有一个较好的职业铺路，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就让她的三位兄长都进了“以重视英语闻名”的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因为自清末直到民国，公务机关及与外商有关的海关、邮政等招考均注重外语，尤其是英语；尔后，三兄弟相继考入了海关、邮政、铁路。这在那时都属于工薪较高，令人欣羡的职业。只是三子贞明投考铁路时(1919年)才十六岁，王国维念其“中文、英文程度极浅”，命他重新回校读书，并在中学毕业后考入沪江大学，又于1927年初转学到了燕京大学，来清华园里与家人团聚了。

先说长子潜明。他学业优异，奋发上进。1919年与罗氏三女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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