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详细交代了托银行汇去的款项，计有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洋银)2423元；罗女孝纯在潜明丧期“交来收用之款”共577元(镯兑款206.5元，海关款226.5元，又薪水一个月143元)，合计3000元整，请罗氏“代为之全权处理”。

　　如果罗氏体谅王国维的这番苦心，代女儿收下款项，即使在上海潜明治丧期间有过什么“误会”，还有什么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调停的呢？然而，罗氏却复信假托“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断然拒绝受理；王国维乃再发信，恳切劝收，而罗则复信“未可再强”，不予收受；如此一来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从王国维这一面来说，信中一如既往，尊罗为“亲家”；而罗氏复信则由原先亲热的“亲家”，一律改称“静公”，且行文咄咄逼人，示人富不受贫，以强凌弱之感。正是有鉴于此，王国维在忍无可忍中，指出罗氏父女不受潜明遗款，乃是“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而罗氏竟不顾彼此近三十年的交谊，给王国维发来了“绝交书”，其中写道：

　　弟交公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扬。此不能讳者也。

　　罗氏以墨子“兼爱”自况(自称“博爱”)，而以“不拔一毛”的杨朱之“为我”指斥王国维。这公允吗？罗氏信中的这句“根本实有不同”，不惟宣布了罗、王两亲家断交，更将他俩“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王国维诗)的三十年学术友谊，来了个彻底“翻案”。试想，就算你对王有“披荆去棘”的识拔之功，有“所至必偕，论学无间”的扶持之力；反过来说，王在“此卅年中”，对你办教育，编书刊，以至著书立说的付出，难道少吗？这就叫“当局者迷”。罗氏以所谓“自爱”来否定对方的一切，其实首先否定的不就是他自己吗？

　　当然，这里也可能有外人难以公断的两亲家之间的“家庭细故”方面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已逾八十高龄的罗福颐(罗氏五子)老人曾将当时尚未“解密”的王国维为潜明遗款致罗氏的两封书信抄寄笔者，并附写短跋说，“平心而论，人孰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痛惜罗、王两亲家因处理潜明后事发生龃龉，导致“金石之交几绝”。而在有关罗、王失和的这些书信公开发表以后，我们虽不会因罗氏一时之“过”，否定了他对成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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