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穷二十年之功,以二百万字的著述,从事《水经注》的考证,对此,许多人认为纯粹是浪费精力,认为将学术界“已成定谳”的《水经注》公案翻出来,做的是一件无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重新考证《水经注》,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而其源头,则要从二十世纪初由胡适、梁启超等人所阐释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谈起。
　　胡适为戴震翻案的学术心理耐人寻味
　　所谓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参与四库全书的修订工作,并主持《水经注》的校理,并成为当时《水经注》的官方版本。然而在戴震逝世后三年,乾隆四十五年,四库馆中发现了由浙江采进之民间刊刻的赵一清《水经注》校本,于是出现殿本《水经注》戴震“参用”了赵一清校本的传言,但在当时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事隔五六十年后,道光间魏源、张穆等人撰文指斥戴震主校殿本《水经注》“袭赵”。民国初年,王国维、孟森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一桩 “抄袭”案件经几代人辗转流传,“几成定谳”。
　　此案经过胡适的考证,得出结论:戴震在四库馆主校《水经注》期间,赵一清本《水经注》虽已进献四库馆,但戴并非得见,因而也未袭赵。而赵本与戴本的相同之处,胡适认为是属于科学史上平行研究同时发明的案例。
　　在胡适看来,由于戴震以博学与考据功夫名动京师,所以当时以举人身份破格入四库馆。然而,事过五六十年后,魏源、张穆诸人为何指摘戴氏抄袭呢?胡适说,魏源等人“欲为朱子报仇”。甚至近人王国维、孟森等人的仇戴心理,也是基于一种“为朱子复仇”的“正谊的火气”。胡适引魏源攻戴之说为证:“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不愿有此弟子也。”毛大可即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专攻朱子。而江氏(慎修)为戴震同乡老师。据魏源等人说,戴震名重京师之后,对江慎修不称先生,但称“同里老儒”。因此构成戴震的另一条罪状:背师盗名。
　　在胡适看来,在戴震抄袭一案中魏源、王国维等人都是基于同一种心理:为朱熹复仇。而戴震与朱熹相去几百年,又何仇之有呢?这里便牵扯到清学内部的所谓“汉宋之争”。所谓“汉宋之争”据胡适的解释,是指清初的学者,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主张师法汉代经师,并自命这种以考据、训诂为业的学问为“朴学”,以区别于宋明高谈性理的“理学”。而所谓理学,虽然一般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正宗,但因朱熹在官学中的崇高地位,故而向朱子问难,而戴震针对的目标显然是朱熹,于是崇尚朱陆的宋学派视戴震为眼中钉,甚至捏造出一个“《水经注》袭赵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之对攻戴派的心理分析不乏神来之笔,而他为戴震翻案的心理动机同样耐人寻味。胡适写作此文的时间是1944年10月,其时王静安、孟心史诸人均已做古,而胡适痛责王、孟两位前辈,大约也不免动了一点“正谊的火气”。笔者以为这里面牵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整理国故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等人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所以为戴震辩诬翻案,于胡适关系重大。
　　胡适在晚年重新考证《水经注》，实以此支持他一生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文动笔于 “科玄论战”激战正酣的时候,为纪念戴震诞辰两百周年而作,在这个时候大谈戴震,显然意有所指。在《戴震的哲学》一文的结束语中有一段话,明白地道出胡适的心声:
　　我们关心中国思想前途的人,今日已到了歧路之上,不能不有一个抉择了。我们走哪一条路呢?我们是甘心用“内心生活”一类的揣度影响之谈来自欺欺人呢?还是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努力改造一种科学和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呢?我们究竟决心走哪一条路呢?
　　胡适所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显然是指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二十年代初期,由张君劢挑起的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最终演变成 “科玄之争”,其核心问题意识是：科学能否用于指导人生观?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促进器物层面的物质文明,而道德理想层面的人生观问题则须由哲学(玄学)来指导。而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则认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决人类道德问题。他们从心理学、生理学的意义来谈论人类意识、道德精神,进而又把心理还原成物理。
　　事实上,二十世纪所谓“新文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传承上和旧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汉宋之争”为例,我以为这一清学内部的老话题并未随着朝代的转换戛然而止,而是改头换面,并结合许多西来的新名词,使这一旧的形式承装了新的内涵。在现代学术史,胡适大概最能代表所谓“科学主义传统”,而现代新儒家则旗帜鲜明地承担了宋儒的道德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抗的两派移师台港及海外,物换人非,但问题还在,胡适派学人与新儒家诸君在台湾及香港等地重新集结,再次展开论战。在关于清学的评价、考据与义理的本末等问题上,双方进行了多个回合的交锋。胡适在晚年重新考证《水经注》,为戴震大做翻案文章,看起来似乎离题万里,事实上隐晦曲折地以此支持他一生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作者：严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