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州巡抚部院厅送陆军部咨稿，盖紫色“乘驿传咨”章

驿站的建立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一是免费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二是免费供应食宿；三是能获得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人是趋利性的动物，既然乘驿有诸多方便和利益，各方人士不免趋之若鹜，不惜施展各种伎俩千方百计谋取乘驿特权。例如元代朝廷规定必须凭牌乘驿，后来乘驿凭证却愈发愈滥，不仅官衙可获公用圆牌，而且只要肯出钱“结托近侍奏请”，连僧道、商贾、富豪都可获得圆牌，用于外出祈祭、经商、旅游、捕猎、采办、收租、运物、谒陵、探亲等私人活动。元代任司徒的大官刘虁从大都(今北京)往江南探亲，竟乘驿云游名山大川两年不归，其间花费公帑不可胜数。

    由于乘驿范围无限扩大，给各地的站赤(元代的驿站称站赤)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是乘驿人员成倍增加，造成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疲于供役，纷纷劳累倒毙和破残损坏。其次是乘驿人员数量激增，素质下降，不少乘驿人员非肉不食，非好酒不饮，大吃大喝，导致驿站经费入不敷出。一些供役站户不堪重负，不得不起而逃亡，如甘州站赤元初有站户1600户，到元世祖至元后期只剩下160户，造成许多驿站难以维持。

    贫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末“给驿泛滥”导致官吏腐败，民怨四起的教训，从洪武元年置驿开始就对“给驿”范围严加限制，明令“非军国重事”，非“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奉旨差遣”者，一律不许给驿。明示大小官员“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为了体现“刑乱国用重典”的精神，朱元璋对自己的亲属“先正纲纪”。洪武三十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擅自动用驿站车马数十辆走私茶叶出境，其家奴周保还在河桥驿无故殴打按例检查的巡检司，朱元璋接到举报后立即下令将周保斩首，欧阳伦赐死。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治理驿政，明初“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

    到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腐败，给驿泛滥，乘驿骤增，各地驿站不堪重负；而原有供给规定又有漏洞，虚报冒领盛行，管理混乱，部分地方官员乘机欺上瞒下，横征暴敛搜括驿银，敲诈勒索支应驿差，贪赃枉法累害于庶民百姓。以致朝野“清邮传以疏民困”呼声四起，迫使明王朝于嘉靖三十七年、万历三年、崇祯二年，对驿站管理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