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作协七届五次全委会上，不少作家、评论家均提及，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这一论调并不新鲜，近几年在不同场合都能听到文艺界类似的言辞，“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作品”不绝于耳。然而，细细思索一下，为何大家都在不厌其烦地作此呼唤？是否只是一种陈词滥调，一个空洞而乏味的口号？ 
　　“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作品”
　　无必然关联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该论调首先基于一个前提，即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并可以找到无穷数的例子来证明。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节奏之快速，波及范围之深远，令任何人都倍觉目不暇接。空前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物质生产的急剧膨胀，信息传播更迭之海量，均为以往世代所望尘莫及。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在创造充沛物质的同时，资源被极度消耗，自然生态被破坏，人心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各种危机仍然存在。
　　但这个时代好坏与否，伟大与否，由于我们离得太近，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不厚古，不薄今，意识到当今时代的白云苍狗之急变，希望创作出作品能反映时代的变化，这种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倘若只看到物质财富猛涨，国力日渐崛起，便认定是“伟大的时代”，而强行要求应有“伟大的作品”来衬托威仪，就显得过于急功近利，独与艺术价值无关。
　　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作品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伟大的作品可能出现在伟大的时代，也可能出现在不那么伟大的时代。盛唐涌现了大批诗家巨擘，他们的作品无疑是伟大的，历经千年传诵不衰，堪称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作品。《红楼梦》作为伟大的作品，产生于虚有其名的乾隆时期，其时整个社会表面虽犹繁华，其实内里早已腐朽糟烂——这样的时代并不那么伟大，反为后世中国埋下了祸根，但《红楼梦》既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亦是对这个传统最后的凄凉挽歌。环顾西方文明，情况亦颇相似。
　　伟大作品诞生于不同文明的激撞中
　　我们都很焦虑，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就是出不了伟大的作品(这里姑且只涉及文学作品)。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也不少，比如近二十年内的《白鹿原》、《兄弟》都引起了轰动效应，销售量也很不错，但仍然不是“伟大的作品”。其实，自上世纪至今，我们又有哪些“伟大的作品”呢？真要数起来，确实少得可怜。我们说鲁迅、沈从文写出了“ 伟大的作品”，但估计另一些人又不同意。对于“伟大的作品”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一致的标准。而我们谈起二十世纪外国伟大作品时，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马尔克斯等人的创作成就却没有争议。
　　“伟大的作品”在我们这里便意思很含混，有点指向不明。有人认为反映时代变化的 “宏大叙事”长篇小说属于这类作品，还有人认为“伟大的作品”应该体现“时代精神”。然而，“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含糊其词，从表面滑过去，空话或套话居多，变成了对作家简单的道德指控。很多人现在指责作家热衷于投身市场，只求畅销不讲艺术质量。这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虽有很多作家越来越被商业潮流所左右，但仍有一些作家在进行严肃创作，对时代也有深入的思考，只是大众缺乏关注罢了。
　　时至今日，“伟大的作品”在众人眼里，似乎应像公理一样不言自明，得到一致认可。大家都迫切希望中国能马上出现这样的作品，但却不愿关心伟大作品的诞生需有培育的土壤、水和空气。伟大作品往往更易于出现在不同文明的碰撞、兼容或崩毁时期。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遭遇重创，艺术家们在极度的苦闷反思中创作出了一批杰作。又如在清末民初，西方文明涌入中国，对传统文化造成空前冲击，遂出现了一批试图贯通中西文明的文学和学术大师。而在拉丁美洲的土著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撞中，才有《百年孤独》这种作品的问世。
　　当今时代的创作困难远超古典时代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变化极快，但总体上没有超越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轨迹。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必然要不断经历文明变革之阵痛。从新旧文明的冲撞上来说，当今时代的酷烈程度并没有超越近现代历史，能否育出伟大作品，尚未可知。同时，正因为世事沧桑，当代经验瞬息万变，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亦处于变化之中，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极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美学表现能力，方能使创作不成过眼烟云，造就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在一个经验碎片化的时代，如何从碎片中捕捉住瞬间而永恒的美学和思想价值，其创作困难程度要远超过稳定少变的古典时代。
　　从整个文化环境上来讲，则更不令人乐观。娱乐文化的兴起泛滥，严肃和精英文化日趋边缘，思想气氛的衰微，犬儒主义的盛行，压根儿不利于伟大作品的孕育。有老作家认为现在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年代，因为作家写作的自由空间很大。这话固然不错，但环境的宽松或严苛，并不绝对地决定创作丰收与否。在把一切文化都试图用商业价值来加以衡量的今天，严肃创作必然面临空前的孤独感，如何克服孤独感并实现有效的书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一个可笑的悖论是：很多人一方面在呼吁“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对独异个人之创作施以挤压，用僵化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来对之进行限制和批评，唯独缺乏同情的理解。伟大作品的出现，有赖于历史机缘，有赖于天才创造。而当下整个环境便不利于伟大作品的诞生，纵有萌芽也就枯萎了。伟大的作品离不开伟大的读者，正如千里马离不开伯乐。试想一下，假如《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出生在当今中国，其命运恐怕只会陷入一片死寂之中。不知爱惜，光有指责，这便是我们的悲哀。
　　也许我们最好的态度是，诚实地面对这个时代的伟大和缺陷之处，不必硬往自己身上添加装饰，作出硕果累累的样子。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曾在诗中表示：“我是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好的思想全是二流的，/我把它们呈献给未来的岁月，/作为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或许时代是否伟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写出了“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这样的作品也才称得上“伟大的作品”。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