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学概念的逻辑推证与今学话语优先权问题(上)  


　　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概念必须经得起相关的多重逻辑推定。目前，国学概念的主流解释，显然无法经受多重逻辑推定。国学概念由于有个“国”字，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关系，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问题。因此，笔者虽然识见浅薄，却不得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  
　　很多国学家常常从与西学的对应中解释国学概念，并且将国学的范围界定为传统文化。然而，西学并非仅仅包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之前的传统文化，还包括从康德、黑格尔到索绪尔、胡塞尔以来的近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并且，当代中国有自己的今学，已经不是西学东渐初期的不知中国今学为何物。因此，按照国学对应西学的逻辑推理下去，被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其对应的就不是全部西学，而是西学的传统文化部分。一方面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与西学的对应中确定国学概念，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国学不仅包括汉学，还包括蒙古学、藏学等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在中国蒙古学界，蒙古学通常既包括蒙古族古代文化，也包括蒙古族现当代文化。据笔者所知，藏学等其他少数民族“学”，大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将国学局限在传统文化而不包括今学，那么，国学概念就与其所包括的蒙古学、藏学等少数民族“学”发生了逻辑混乱。并且，严格地讲，汉学也并非仅仅指汉族古代文化。
 

　　传统文化与今学具有无法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主的当代国学家在本质上也是今学家。今学从传统文化发展而来，传统文化会不断今学化，从而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由过去指向未来的时间本质亦即历史本质决定的。如果今学被排除在国学之外，那么，今人研究传统文化的结果也就是在将国学不断非国学化。这当然是很荒谬的推理。但是，按照国学亦即传统文化的界定，这个荒谬的推理却是符合逻辑的。 


　　进一步说，国学被界定为传统文化，在概念上就不仅与西学对应，还与今学对应。这是否意味着今学是近代以来受到西学影响(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或者也可以包括于西学)才发达起来，因此应该称之为西学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今学既不属于国学，也不属于与国学对应的西学，应该称之为何种“学”呢？ 


　　凡此种种都说明，将今学排除在国学之外是不正确的。 


　　所谓国学在表述文化所属时，从话语逻辑上讲就是国家之学。在当代中国，国学也就是中国之学，其中既包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有中国特色、有中国气派、有中国风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和立足中国立场探讨世界问题之今学。被称为今学的国学当代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将当代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排除在国学之外，国学不仅失去整体性，也模糊了话语的当代主导性。其结果就是造成当前国学研究中的诸多概念分歧和话语混乱，以及争论热烈“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2010年3月9日，刘东超文)因此，不包含今学和建立在约定俗成基础上的国学还是改称为传统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恰当。在传统文化热的当代，将不包含今学的国学改称为传统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研究，并不会降低其在国人眼中的地位，反而会由于摆脱诸多概念分歧和话语混乱，能够与今学形成有效互动与交融，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 
　　20世纪初，受到西学东渐的压迫，邓实等提出表述国家之文化含义的国学概念。“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转引自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的《国学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应该说，如果不考虑邓实的具体国学活动如何，仅就上述话语而言，他对国学内涵的概括还是基本恰当的。当时，今学还处于缺乏体系的朦胧状态，并不具备条件提出在国学中今学与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大约也是20世纪初，包括章炳麟等在内很多国学家在讲国学时主要讲传统文化的历史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西方文化影响力度的加大，20世纪初由章炳麟等人讲习的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的国学再度热起来。面对西学压力，弘扬传统文化自然是应该继续大力提倡的事情。问题是历史已经完全不同于邓实和章炳麟时代。今学已经现实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步体系和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对国学的理解如果继续20世纪初的国学讲习范围，这就难免不出现话语混乱和逻辑混乱。例如，“国学的当代形态”、“新国学”和“当代的国学”，等等；又如，“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22日，袁行霈文)，以及“我们所说的国学，乃是今人眼中的国学，乃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乃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22日，纪宝成文)，等等。 


　　应该说，如果将国学理解为传统文化与今学的平行统一体，那么，这些话语都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由于包含提倡传统文化今学化，显示出与20世纪初许多国学家讲习国学之根本性不同。
 

　　可是，当将国学界定为传统文化和将今学排除在国学之外时，同样是这些话语，就出现了概念之定义性解释与概念之运用性解释之间的矛盾。“传统”一词包含过去时态。今学原本就包含传统文化，并且是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因此，“国学的当代形态”亦即“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亦即“现代形态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新国学”亦即“新传统文化”，等等。这些话语，如果不是在讨论传统国学今学化，乃至混沌地讨论今学，那么究竟还能是在说些什么呢？可是，如果说，这些话语所讲就是传统国学的今学化，乃至混沌地讨论今学，那么，这就与论者将国学界定为传统文化和不包含今学出现了矛盾。并且，人们还会提出：既然同是今学，为什么只有进行“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研究，进行“现代形态意义的传统文化”研究，或者进行“新传统文化”研究才被称为国学，而直接立足实践解决问题、实现文化创新和升华出理论，或者直接从今学话语出发进行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以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进行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就不被称为国学呢？难道国人直接立足实践解决问题、实现文化创新和升华出理论，或者直接从今学话语出发进行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以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进行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就不包含传统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新形态吗？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按照国学即传统文化和不包含今学的逻辑设定，“国学的当代形态”、“新国学”和“当代的国学”等话语，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己界定的传统文化范围，已经是在无意识中讨论传统文化的今学化问题，乃至混沌地讨论着今学发展的问题。传统文化与今学既然是无法分割的平行统一体，这就使得将国学界定为传统文化和不包含今学的主张，只要讨论到传统文化的“今”化时，就必定陷入概念之界定和概念之运用之间无法摆脱的矛盾中。 


　　试问，前面引述的所谓“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以及“我们所说的国学，乃是今人眼中的国学，乃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乃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等等，这些话语还能够被完整地容纳在传统文化范围之中，而不是在讨论当代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基本主题，亦即讨论与传统文化对应并且将传统文化包含其中的今学如何发展问题吗？话语有着自身逻辑。“国学的当代形态”、“新国学”和“当代的国学”，如果这些话语仅仅立足弘扬传统文化，在实际运用中如何能够避免不会与当代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基本主题相混淆，不会在这种混淆中产生削弱今学主导地位的效果呢？特别是如何避免一些人认为今学不配称为国学的错误见解，例如，如何避免“‘中国文化’如果剔除(传统)国学与儒学，那么还剩下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2010年3月9日，吴光文。“传统”二字系引述时增加)这类的追问呢？ 



作者：扎拉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