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以后，书籍市场上有四大畅销书：《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和《随园诗话》。读者也许奇怪，人人都熟悉的《水浒传》呢？《水浒传》、《金瓶梅》等通俗小说常常被列为禁书，即有偷印，也不敢大肆张扬。对于《随园诗话》的畅销，可能会有读者感到意外。一本诗文评，怎么会成为畅销书？但它的确是畅销书，据同事蒋寅先生统计《随园诗话》自乾隆庚戌（1790）至今一共刊印62次，这个指标除了“四书”（这是明清的课本）外，很少有能达到的。据王清原等人所著《小说书坊录》统计，从明中叶到民国初年这四百年中白话小说刊刻次数有个排行榜，其中《三国志演义》列为第一，62次，《红楼梦》（包括《石头记》）第二，47次，第三的是《水浒传》42次，第四是《西游记》34次，第五是《今古奇观》33次。其它都在30 次以下。《随园诗话》仅清代乾隆中叶到民初这150年的刊刻本就有50种以上。这个数字是当时最流行的白话小说都很难企及的。刻本多就说明读者多，那时买书都是自费的，不存在现在的公费购书，也没有现在的“团购”、“组织购买”等花样，买了书就是为了读。

　　还可以从许多方面证明《随园诗话》读者众多。此书一出，批评它的，咒骂它的，赞美它的都有，可以说是绵绵不绝，直到民国时期仍是文人的重要话题，这说明在很长时期内，它是人们阅读和关注的重点。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二十五回中也说到《随园诗话》那是“人人都看的”。作者袁枚（子才）受吹捧也好，被攻击也好，大多不因他的诗文，更非其笔记小说《子不语》，而是由于这部诗话。

　　为什么一部诗话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呢？大约是现在读者很难理解了。我以为它适应当时社会风气与需要。全书是谈诗的，写得通俗有趣，以短小精悍的随笔方式，点评当世诗歌作品，记录诗坛士林趣事，而且不避男女之大防，大量登载各个阶层女性诗人的雅事，生动活泼。那时读物不多，这样轻松且又不失其雅，故受到不同阶层读者群的一致追捧。

　　袁子才23岁中进士，点翰林，33岁致仕退休，在热衷官场的士林是个异数。从此以写作和打秋风为生。诗话写作即始于此，一直写到嘉庆初（1798）作者逝世前为止。

　　诗歌在古代文人生活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生活、往来应酬中离不开诗歌。会写诗是士人获得社会尊重的第一才能，比现在会英语、会电脑还重要。许多重要的场合，都不能无诗。可是自清初以来，诗坛活跃的诗学理论先是虚无缥缈的“神韵说”，后来是立意太高的“格调说”和炫耀学问的“肌理说”。这些诗学，曲高和寡，使读书不多的普通人望而生畏。乾隆中叶出现了通俗易懂的“性灵说”，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者就是袁枚。他主张诗歌主要是抒写性情的，只要写出真性情便是好诗，不在俗与雅。《随园诗话》中讲了一个故事：“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之动色。”通过表彰这类语言通俗、感情真挚的诗词，袁枚告诉人们作诗并不难，关键是有真性情、真情感。袁枚等人的提倡使得诗风一变，重振人们对于写诗填词的兴趣和勇气。

　　钱泳在《履园丛话·谭诗》中说：“沈归愚宗伯（德潜）与袁简斋太史（枚）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即《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沈德潜过分强调“格调”（说格律不准确），出现了许多拿腔作调，缺少性情的浮泛肤廓之作，使人生厌；袁子才《随园诗话》的问世则大大激励了普通人的作诗热情。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都给袁枚寄诗，希望能入《随园诗话》，取得社会的认同。当然袁枚也借此为自己谋利益，为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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