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多处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按说这应当成为焚书坑儒确有其事的证明。但是《辨》文却得出了“口径并不一致”的结论。“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呢？”其实关键就是李斯所奏，“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连偶语《诗》、《书》者都要杀而且还要暴尸街头不许收尸，可见李斯和秦始皇对于《诗》、《书》及其信奉者恐惧仇恨到了何种程度，打击矛头自然首先和主要对准儒生。因此导火线虽然是侯生、卢生等术士，但是坑杀的却主要是儒生。何况术士从广义上来说也可算做儒生。至于《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两个动宾结构，前一个指书籍，后一个显然就是指人。事《诗》、《书》的文学，可不就是儒生么。《辨》文给人的印象是，先拿定了没有“坑儒”的结论再来着力论证，就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了。

　　于是《辨》文认为“‘坑儒’的故事说不定就是（孔子八世孙）孔鲋编造出来的”，转瞬之间就把这个只表示有可能却不大有把握的推测语气“说不定”急剧放大，一口咬定“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这个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孔氏有古文《尚书》”，当时立于学官的则是今文《尚书》。所以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的当然就是古文《尚书》。《汉书·儒林传》指出，《史记》中的《尧典》、《禹贡》、《洪范》等多篇“多古文说。”司马迁素来以博学多才和治学严谨著称，他既然会取当时不占主流地位的古文《尚书》而舍今文，也足以证明他对孔安国学识与为人的信任，从而也就可以佐证孔氏在坑儒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会妄言。

　　至于《辨》文说“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令读者有“面对其人，身临其境”之感，但是由于《史记》“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缺少细节，如被坑杀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都没有交代，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了。《秦始皇本纪》将焚书坑儒的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侯生、卢生等怎么得罪的秦始皇，李斯如何进言，侯生、卢生等如何商议并且逃跑，后来秦始皇怎么大怒，并将四百六十余人坑杀于咸阳。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一应俱全，言语生动，细节丰富。难道还要指出坑杀于咸阳哪个村子，描写如何挖坑，是一个一个推下去还是统统打落坑内然后军士填土不成？那还是太史公的文笔么？

　　问题并不在于“焚书坑儒”四字连用这个词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秦或西汉初年有没有用过，而是秦始皇时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重要的是事实，不是用语。《史记》中已经多处明确记载了“焚书”和“坑儒”两件事情，西汉前期人孔安国上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间不足百年，把这样两件事连成一词，不足为奇。司马迁家学渊源，治学十分严谨，不但充分利用皇家藏书极其丰富的有利条件博览群书，而且足迹遍及南北各地，实地考察，访逸问学，所以《史记》才被后世学人奉为史学圭臬。20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史学研究也证明《史记》的可靠。因此司马迁不可能随便听信某个人的“编造”就采纳其说，他既然如此明确地一再记述“坑儒”之事而且为后世所信，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猜测”、“推测”，重要的是去设法证实或证伪它。当然也可以在材料不足时用“大概”、“也许”之类的或然判断，不把话说死，作为一种看法也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是却不能在众多“大概”而没有铁证的基础上得出完全肯定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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