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小说的研究中，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如鲁迅所说有意识虚构是唐人小说一大特色，但是，这与现代的艺术想象并不完全相同。文中所叙往往采用了真实的人名与时间，即使虚构也往往与真人真事存在着种种关系。区分两者，还原历史真貌，说明作家想象虚构的成分，是研究唐小说的一个中心议题。然而，也易滑入将小说与史实“对号入座”的套路，而失去文学研究的意趣。本书注重挖掘文本自身意义，关注文本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中心组合相关史料。如作者由《离魂记》文中发现张仲覸在天授三年时是十岁，至大历十四年应有九十七岁了，故判定文中年号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又将小说中的“张镒”与相关史料联系起来，指出张镒有儒学名望，身边常有青年追随者，因此，在他周围自然有产生才子风流之事的可能。这种分析不是以史料附会小说，而是以相对真实的史实充实阐释空间，引导读者对小说人物、情节作进一步想象。

　　运用西方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分析唐人仙怪传奇中的历史文化构成，注重挖掘传奇文本历史文化内涵，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比如通过分析《刘溉》、《董观》等故事中的奈河，作者指出当时的冥界观念中夹杂着本土民间宗教及外来佛教因素，说明当时人具有“幽冥理隔”、“幽显殊途”的心理观念。作者特别注意到那些出入人鬼世界者的陈述，由此描述出唐人“以鬼为邻”的思维特征，揭示出此类神怪故事形成之因：或产生于虔诚者迷幻之思，或得之于同类人之间的传闻。这种研究方法与视角打破了文学文本的限定，以大量的非文学文献拓展了文学文本的解释空间，揭示出书写者的思维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心理。这与近年来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颇接近。在本书出版十四年后，英国牛津大学杜德桥以专著说明这一类传奇所包含的唐人世俗化的宗教意识与社会心理，已成为西方汉学界经典之作。杜氏就承认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内山先生的成果。

　　我们习惯以“旁观者清”一语评价海外汉学价值，但对日本汉学来说此语未必确切。一千多年来，汉籍所承载的文化因素已成为他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于汉籍他们早已不是站在岸边的旁观者了。明治后的日本学者一方面吸取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消化西方学术的理论，以现代科学理念改造了传统考据学，擅长以文献考据的方法求证西学观念，本书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特色。不过，二战后，随着西化的加速，汉学研究在日本也日渐边缘化，由传统知识沦为外国学之一种，全球化的“反古典”思潮与西方汉学“轻古重近”的转型更加助长了现代学人对东方古典的遗忘，近年来，在日本则表现为“汉语热汉学冷”的两极倾向。但是，深厚的传统仍能薪火相继，不绝如缕，在孤寂之中时时有力作产生。对他们的著作，与其称之为“他山之石”，还不如说是“邻居的眼光”。彼此看似熟悉，但同中有异，启人新思。我想出版内山先生这部著作的意义也许就在此吧。

《隋唐小说研究》，内山知也著，查屏球编，益西拉姆等译，复旦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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