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斯：比较宗教学教授、三智道商国学院特聘导师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解决世界的问题？徐达斯教授提出，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国学，不能从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要有新的眼光。瑜伽蕴含了原始大道，感应天、地、人，感应身、心、灵。如果我们想要回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回到文明的种子，就要从这里开始。

面对国学

不能只倾向于一家之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智——儒、释、道。之所以有三个智是因为儒释道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局限，只有相互补益，才能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解决世界问题。

儒释道在中国流传千年，由于它本身的缺陷，也出现了很多弊端。我们看问题要客观，不能只倾向于一家之言。我们今天学习国学，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先辈留下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

儒家如果走到极端，那是很可悲的。比如明朝的海瑞，其对儒家思想的维护是渗到骨子里的，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将其女儿成为儒家文化的殉葬品，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道家对自身心灵的解放与身体的健康有其一定的效果，但只是相对于个体而言，大有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意味。除对己身外对他人没有什么效用，容易忘记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

中国两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为何在鸦片战争时期如此之落后？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思想界已经是大厦将倾。当时大多数的国民精神衰退，缺乏昂扬进奋的精神。

为何拥有如此灿烂文明的中国会遭到列强的入侵？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列强是因为中国器物的落后，如果中国有列强的坚船利炮，那将即可恢复灿烂中华，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思想最显著的结果是北洋舰队的建立。但是在甲午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自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认为只有坚船利炮并不可以恢复灿烂中华——没有一个制度的约束，再优异的器物都无法复兴中华。于是继洋务派之后出现了改革派，认为要学习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后面的制度，主张立宪，对清朝制度进行改革，继而后来提出建立民主的国家。可后来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无法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西方的民主是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其文化中受到上帝的制约，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制约。袁世凯之所以复辟，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认为只有专制才可以维持中国的稳定，但是也失败了。后来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为恢复中华不单是制度的问题，根本上还是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意识思想有问题，这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抛掉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进程充满了曲折、苦难。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国学，不能从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要用新的眼光看待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解决世界问题？我们要有新的思维。现在的国学界有一个误区，盲目地排斥西方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正统，而西方文化是蛮夷文化。我们要知道西方文化也有好有坏，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中引进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现在看来当时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太过于肤浅，民主和科学的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民主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科学是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但是探讨人本身的问题就没有涉及。民主与科学都是形而下的问题，还不是精神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人与宇宙本体的关系，所以这个道就不圆融，就是忽视了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天人问题。如果对人本身的问题不了解，对人与宇宙的关系不了解，就没有根基。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是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把我们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抛弃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民主、科学的时候，把我们的根本丢掉了，而丢掉我们文化根本的同时，也没有学习到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中有天人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同样有天人的问题。因为只要是人，就要面对天、地、人这三个问题。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的文化中同样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与成就，否则西方文明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它有一个上帝的观念。西方文化是从基督教发展而来，或者阐扬，或者反对，但是都不离基督教。我们客观地去看，基督教有其不可动摇的地方。耶稣的精神，体现了一种广大的博爱，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都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有时候我们在中国文化中浸淫过久会变得有一点冷漠。凡人受到苦难，认为只是因果的原因，在儒家中过于强调整体与伦理的精神，牺牲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道家文化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说。这种观念如果发展到极致的话，就会冷漠无情。

真正的大道也包容了基督教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博爱、平等的精神，就不可称之为大道。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华夏的大道，要有开放的胸怀，要重新包容这些西方文化中大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