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力，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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