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饶宗颐先生治学逾七十年，著作等身，历年刊布的专著、论文众多，学者想一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记得1994年，蒙饶先生寄赐郑炜明编《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翻读之下，竟发现至少有一半是我不曾知见的。因此，那时听说在南方有出版社准备出饶先生的文集，预计共十卷二十册，心中十分高兴，一直在期待着。然而这个计划没有顺利实现，到2003年，才由台湾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了十四卷二十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由于这部书于台北出版，内地能见的人还是不多，现在终于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我想学术界的同人一定都和我一样感觉欣幸。

　　所有看到这部《文集》的人，其对饶先生学术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博大。十四卷巨著，上起远古传说、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宗教、史学、中外关系、敦煌学、潮学、目录学，以及楚辞、文学、艺术等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这部文集的问世，是对国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我还要说，目前“国学热”中各家不断讨论的几个中心问题，都可以从饶先生这部书得到回答或者启示。

　　从文集涉及领域的博大，可以看到国学整体综合的特点。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之处正在于这种综合性，不是现行的文、史、哲等任何一个学科所能包容。日前看到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文章，讲到现代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即使像语言学、历史学等，古代中国就有，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的学科分类究竟有无法消除的凿枘之处;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怎样打破这样的障碍，是必须探讨的课题。

　　在二十世纪，学科的不断细化是国际上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这种趋势也移植过来，而实际上，学科细化分割带来的副作用，早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指出过了。特别是近年，连西方的科技界也有“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观”的呼吁。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有些学者质疑，像今天这样学术“信息爆炸”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国学要求的博精兼备的大家吗?请大家体认一下饶宗颐先生怎样于辽阔无垠的学海之中“得大自在”，便不难明白。

　　饶先生学术的博大，一个最突出的实例是他在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上提出的“五重证据法”。如大家熟知，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有深远影响。饶先生为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补充王说为“三重证据法”，最后扩展为“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首先是“文献”，“文献”又分为“经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实物”即“考古学资料”;间接证据则是“民族学资料”与“异邦古史资料”。只计直接证据，是三重，加上间接证据，就是五重。如果说“民族学资料”的意义曾有杨向奎等先生提倡过的话，特别强调“异邦古史资料”，也便是比较研究方法，乃是饶先生多年来倡导的，他的许多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论作，都具体应用了这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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