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来有将同一时代在某个领域取得相同或相近成就的两个人相提并论且作比较的传统，如唐之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轼）、苏（轼）黄（庭坚）等。直至当代，这种并称还屡见不鲜。两人并称，关键是两个人所从事的专业、所取得的成就不能悬殊，否则会给人以一人攀附另一人的感觉。季羡林先生生前，学界乃至坊间也多有将他与他人并称之事，其中“南饶（宗颐）北季（羡林）”一说，我以为最为恰当。这不仅是因为季羡林先生与饶宗颐先生在年辈、资望、才学、成就等方面都不相上下，而且也是因为两人互相推重、惺惺相惜。

    季先生和饶先生都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饶先生小季先生七岁，俱享高寿，笔耕都超过七十年。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季先生有交叉之处，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语言学、敦煌学等。季先生精通12国语言，翻译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语言、文化、历史、佛教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饶先生也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编译过《近东开辟史诗》，治学领域更为广阔。同时，季先生除学术研究外，还长于散文创作；饶先生则诗词文兼长，还是著名的书画家、资深的古琴家，是集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于一身的大才子。两人都学贯中西。相较之下，季先生曾留学德国，受到西方学术规范的严格训练，更能接受现代思潮；饶先生幼从家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熏陶，国学根基更为深厚。季先生和饶先生都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季先生的著作在他生前出版的已有百余种，当然其中不少是他人编的散文选本，重出的很多，国内出过其书的出版社有数十家。外研社最新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有三十卷之多。相较而言，饶先生的著作量不亚于季先生，仅台湾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有十四卷二十册，香港出版的《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也有十二册之多；而且，饶先生至今还不断有新作问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就推出了《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不同的是，饶先生著作的出版社比较集中，内地主要是我任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不多几家。这主要是因为季先生在大众媒体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使得他的非学术类书比较好卖，可以为出版社带来效益；而饶先生在内地大众媒体的知名度不高，且其著作主要属读者面狭窄的学术类。尽管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得到了季先生的称赞，但遗憾的是没有出过季先生的单本著作，与季先生不多的几次来往都是因饶先生著作而起，我也由此对饶先生及其著作有了广泛的了解，并对“南饶北季”一说有了清晰的认识。

    季先生曾言在师辈中最推重陈寅恪先生，而在并世学者中，我以为他最推重饶先生。1984年，季先生应饶先生之请，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鉴于饶先生著作当时在大陆还未独立出版过，大陆学人对其学术造诣了解不多的情况，季先生洋洋万言，对饶先生及其著作作了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他借用陈寅恪先生《王静庵先生遗书序》列举王静庵先生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的三目，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认为：“都可以用到饶先生身上。”季先生还认为，饶先生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重甲骨文）特别值得注意。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季先生根据这个标准，认为：王静庵、陈援庵、陈寅恪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了预流果”。可见季先生对饶先生的评价之高。

    1985年，饶先生将自己有关中国与印度关系研究的论文编为一集，颜曰《梵学集》，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饶先生在该书小引中说：“频年读书，偶有著论，辄喜取华、梵旧书比勘，觅其因缘，究其相涉之处。不贤识小，未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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