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出土文献”这个词，最近十几年在学术界逐渐通行，其特点是与“传世文献”相对举。“传世文献”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而“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出土文献”如就广义来讲，时代跨度可以很长，甚至下及明清，但习惯上多偏重秦以前（或稍延到汉初）以古文字书写的材料，本文所论即采用这种狭义的解释。

出土文献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中国学者历来对出土文献非常重视，但能对有关研究做出理论性探讨的，应首推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王国维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固然可包括各种考古文物，然而从他讲课中说“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这些实际就是出土文献。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乃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

　　当然，在王国维的时代，出土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田野工作可以说尚未开始。这种工作能够大规模铺开，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土文献大量发现，其繁多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想，这也就使遵循“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漫无边际地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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