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周昭王晚年。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觯，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

　　第三个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之世。能够排在恭王时的青铜器特别多，人物互相系联，历日彼此调谐，是其他时期少有的。

　　最后是西周晚期的周厉王、宣王时期。这个时期有关的传世文献较多，特别是《诗》，有不少重要诗篇，可与虢季子白盤、兮甲盘等等金文一一对照。总的说来，厉王史事更多依靠金文，宣王史事则更便于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

　　商朝后期到西周，甲骨文、金文这些出土文献，与传世书籍结合考察的结果，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已经处于早期文明的发达阶段，过去有些学者对之估计过低，是不够准确的。等到进入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文明的发展于是走向高峰。春秋时的出土文献，仍以各国金文为主，战国时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则是竹简和帛书。

　　竹简（在没有竹子的地方是木简）和帛书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

　　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这种战国时期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得到解读。50年代以后，陆续有楚国竹简出土，同时楚文字释读的水平也逐步提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发现的竹简和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竹简，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使孔孟之间或老庄之间的学术史得到改写，其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经校友捐赠入藏一批战国竹简，计2388枚，内容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经过初步观察，发现有多篇《尚书》，有的见于传世本而文句颇多不同，有的曾为传世文献引用但久已佚失，还有些是秦汉以来从未有人知道的。又发现有一种编年体史书，很有些像《纪年》，所记史事自周初直至战国早期，对传世文献有很重大的修正和补充。此外的珍异内涵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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