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郭沫若论述夏禹，只能引用春秋时的秦公簋和齐侯、钟。2002年出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件盨有98字的铭文，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贡序》“禹别九州，隋山浚川”惊人地相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出土材料中的最早例证。

　　在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真实可信之后，许多人都期待同书《夏本纪》的夏王世系也能以类似方法证实。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1991年花园庄东地H3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殷墟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已发现的约13万片有字甲骨，几乎没有可以确定是早于商王武丁的，并且属于武丁早年的卜辞带有种种粗糙原始的特点。因此，想在更早的商朝遗址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甲骨文，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找到的一片早于殷墟的刻字肋骨，字数寥寥，也表明这一点。

　　商朝末年开始有文字较多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但字数最多的，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卣，也不过49个字。然而周朝一开始，金文便呈现显著加长的趋势，例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即有122个字。尽管近年发现了若干珍贵的西周甲骨文，对研究西周所起作用最大的，还是金文。

　　199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推断西周共和以上年代，制订了“西周金文历谱”。这份历谱的特点，是强调以青铜器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作其基础。通过历谱，可以把大量金文材料排比系联起来，结果发现，西周历史上有四个时期，能够确定的金文较多：

　　第一个是周朝初年，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周公摄政的时期。这段时间的金文，许多可与传世文献联系对照，如《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有记伐纣子武庚的大保簋；“二年克殷”，有记周公夷平殷都的何簋；“三年践奄”，有记伐盖（奄）的禽簋和冈刦尊、卣;“四年建侯卫”，有记封卫国的簋；“五年营成周”，有上文提到的记建成周的何尊，等等，不能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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