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充分展示了饶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由于久居香港的特殊条件，他与国际汉学界有极为密切的交往。实则他不仅通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还曾以很长时间精习印度文化即梵学。如此兼通梁漱溟先生所讲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也只能再推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了。社会上有“南饶北季”的说法，确实不是偶然的。

　　有人在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饶先生与国际汉学界经常交流沟通，受到外国汉学界的高度尊重，他和汉学家一样力图在国际视野背景中考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那么饶先生的学术何以是国学，与国际上的汉学有什么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姜伯勤先生最近在《中国学术》总第25辑发表的《中流自在心: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一文里的一段话，姜先生说饶先生“长期游学于东西南洋国际汉学界，但是，他的根却牢牢扎在祖国传统学术的故土中。先生在《华学》杂志的题辞中写道‘确立学术的自尊心’，这，就是贯穿在先生毕生学术工作中的一种坚强信念。”我很赞同这段话，确立中国学术的自尊心，这才是国学。

　　1996年在香港出版的胡晓明《饶宗颐学记》也说，饶先生“虽学贯中西，却灵根自植，反对强中学以就西学”。正由于如此，饶先生的研究范围虽极广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怀抱着真实热炽的感情，这使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及其价值能有准确的把握。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广博精深，所谓三教九流，然而儒学实占主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乃是经学。饶宗颐先生一直主张考史必须研经，研经须明其大义，不同意“六经皆史”之说。《饶宗颐学记》载有他下列一段谈话:“章学诚是‘夷经为史’，是很不对的。‘经’应是‘史’的升华与提炼，是更高级的产品。‘史’是事实的原本，‘文’是事实的记录，‘经’是由事实中提炼而出的思想。……现代人多立新义，有甚么贡献?有甚么价值?应‘不负如来西来意’，应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讲清楚。我并不疑古，相反我很爱惜敬惜古义。”细味这些话，对于饶先生收入《文集》的《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一文的要旨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能从这部《文集》学到的太多了，希望以上几点对大家读这部书有一些帮助。

　　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早岁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精通诗词、书画、古乐，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六种外语，已出版专著6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因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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