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下面分地区叙述之：

　　武威汉简武威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的。整理者根据内容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本378简，有《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除《士相见》一篇完整外，其余六篇均有缺失。乙种本只有《服传》一篇，37简，同甲种《服传》内容相同，只是简形短小狭窄，字小而密。丙种本34简，《丧服》经一篇。根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武威简本《仪礼》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也不是刘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研究《仪礼》的版本、流变、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具有重要意义。王杖十简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该地发现《王杖诏令册》26枚。二者互为补充，记录了两汉时期尊礼高年、优抚老人的诏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资料。武威医药简，1972年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墓。共92简，包括30多个医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总共用药100多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69种，见于《名医别录》者11种，两书未经记载者20多种，是我国医学的重要遗产。

　　居延新简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在两汉时期分属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纪30年代在此发现的汉简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简7944枚，第四隧出简262枚,肩水金关出简11000多枚,总共20000多枚。这是居延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数量相当于30年代出土的两倍，而且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的又一次重要发掘是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考古所陆续完成的。发掘地点分别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敦煌汉简敦煌简主要包括马圈湾汉简和其他地点零星出土的散简。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10月，其地点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隧遗址。所出1217枚汉简中，最早纪年为元康元年（前65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简中关于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王莽用兵西域的记录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汉简除马圈湾汉简以外，还包括其他若干处零星采集和出土的300多枚。出土地点分别是后坑墩、小方盘城及其南面烽隧、盐池墩、大坡墩、臭墩子墩、小月牙泉东墩、酥油土、清水沟等等。还有玉门花海出土的91枚简，因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习惯上也包括在敦煌汉简中。

　　悬泉汉简悬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该遗址共出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已经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出土地点在敦煌市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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