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两岸四地“经学：知识与价值”学术研讨会今天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专家冒着酷暑出席会议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欢迎！

　　近几年来，中国内地兴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国学”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对“国学”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既是中国社会经过了数十年破坏传统的历程之后的反思与回归，是中国人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该往何处去”问题的重新追问，也是中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我们倡导的国学是大国学、新国学，是今人眼中的国学,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而在“国学”范围内，毫无疑问，经学是国学的主体，也是华夏文明的主干之一。五经由孔子删削制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涵与理论基础的高度浓缩和鲜明象征。在五经流行的时代，经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承认的价值来源，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可以说，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但是，现代学术兴起，分科局面形成，经学随之被边缘化。清朝末年的《大学堂章程》“八科分学”，设立经学学科，使得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史学得以保存。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取消了经学学科，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一些经典被纳入现代学科之后，失去了经学精神。例如《诗经》变成文学，在文学范围内，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从经学的角度来看，对《诗经》仅仅局限于进行文学层面的研究，我认为这多少有买椟还珠、挂一漏万之嫌。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如《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恰恰是这些经书，在历史上大多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这难免不叫人生发“数典忘祖”之叹了。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华夏传统文明，不再以西套中，以今套古，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发掘古人的智慧，更好的从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认识中国，解释中国，那么，就必须在现代意义上以经学的眼光看待经学，把经学还原为经学。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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