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三月，刘瑾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朱厚照继承皇位时才十四岁，玩性十足，无心处理政事，他让掌管司礼监的刘瑾代替自己“批红”。

    所谓“批红”，说白了就是用红笔在大臣的奏章上做批示。明朝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签，阁臣把拟好的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上面，然后交给皇帝裁决，皇帝或看一下内容或只看“票拟”，红笔一挥，在上面做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一般来说，“批红”这件事是皇权的具体体现，别人代替不得，因为这是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关系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武宗连这样的事都交给刘瑾，刘瑾怎能不擅权？

    正德五年(1510)秋八月，刘瑾因为“谋反”大罪下狱。他的罪状有十好几条，但武宗还是想把刘瑾送到凤阳谪居。在明武宗看来，自己待刘瑾不薄，直到看了刘瑾平时使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始大怒曰：“奴果反。”传旨锦衣卫迅速查办，刘瑾最后被处以磔刑。《明史》曰：“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标天下。”有位瞿兑之，在笔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详细描述了刘瑾的死刑执行过程：“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次日则押至东角头……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我抄引这段文字，并非为了快意，只觉得弄权一事实在不可捉摸，刘瑾死得那样惨，仍有后来者不断仿效他，原因何在？看来，单纯一个“杀”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宠信”某些人，便可避免祸乱朝政的恶果。

    明武宗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对宦官很警惕。相较而言，明代嘉靖一朝，宦官擅权问题的确不太严重。然而，“半个男人”干政的问题小了，那个完整的男人严嵩专权问题却大了。宦官干政、权臣售奸，粗看有异，其实两者都出于共同的原因──专制的皇权。只要专制的皇权存在，只要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依旧，“一言堂”就会特别兴盛，宦官擅权的情况便会得以滋生，权奸繁衍就会有丰厚的土壤。刘瑾之后，魏忠贤依然会出现，并且作恶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手段却一如刘瑾，毫不新奇。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除掉了魏忠贤，但后来他对宦官的信任，超过了他的前辈。

    出现宦官擅权现象时，通常的办法，人们一方面咒骂擅权的宦官，一方面强调君主要自律。公平而言，这两者都有作用，但却不能估价太高。用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门上的一把简易锁，有用，但作用有限。直白说，对明君圣主是有用的，对暴君、昏君、庸君则是无用的。然而无论君主如何，臣民都无选择的权力，因此汲取教训也好，严惩乱政者也罢，作用只会显于一时，卷土重来是一种必然趋势。除掉一个刘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刘瑾”，就不能只靠皇权，更不能只靠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也不知道是我们中国绵长的专制历史使人们习惯了专制之故，还是过去精英们对民主的宣传不客观之故，总之民主给人的印象不怎么好，似乎有了它社会就乱套了，国将不国了。其实哪里会那样？倒是由着性子胡折腾，可以亡国破家。想想，是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