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传统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被拒斥，缘于如下几个方面的“消解”：其一，程序性的合理性对“实质合理性”的消解。其二，情景化的理性对理性先验性的消解。其三，实践的优先性对理论至上性的消解。其四，语言学转向对形而上学前提的消解。在上述这样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哲学界于是出现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唤。

　　事实上，“后形而上学时代”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具体来讲，“后形而上学时代”所终结的是以“事实本体论”为基础的“知解的形上学”，而不是所有形上学。在传统的形上学之外，至少还可有一种新的形上学形式：以“价值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的形上学”。

　　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因此也具有借鉴意义的是牟宗三的哲学。在“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中，牟宗三放弃了对宇宙生成发展过程的思构，而是以作为“良知”之“真我”作为本体进行了建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事实”意义上的，而是“价值”意义上的，即，“万有”依此本体而拥有了价值和意义，而非指本体创造、创生万物。不仅如此，既然“良知”之“真我”是本体，它就必须能够应对多种理论诉求，否则它便不可称之为“本体”。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一是“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二是人的有限性。但是，从对“物自身”的论述看，康德并没有把它“稳住”，而是使它处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来回游移。牟宗三的解决办法是将“物自身”“转”为一价值性的存在，这不仅解决了“物自身”作为“事实”本体的不可知问题，也解决了其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游移的问题。

　　上述线索是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程志华专著《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一书的主要脉络。作者认为，历史地看，“道德的形上学”不仅是对儒家传统的超越，而且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困境的化解，即，“道德的形上学”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一种新的形上学形态。这样一个观点不仅是作者对牟宗三哲学的崭新诠释，也是对于未来形而上学发展的崭新思考。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促进学界关于形上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