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货色齐全，供应不误，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个宗派，才能使统治者放心。禅宗南宗骂佛呵祖，不立文字，打击了佛和法二宝。能不能说是无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宝统一于僧宝，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说的，就是佛法，语录公案，别开生面，说不著书而其书汗牛充栋，数量不比其他宗派的书少。而且它骂佛呵祖，反对读经坐禅，很像和尚造反，但是，着实卖弄一番以后，一部分人成为披着僧衣往来于公卿士大夫之门的骚人墨客，其余的禅宗和尚们，悄悄地与律宗、净土宗先后融合起来，干他们的迷信职业。
它对统治阶级丝毫不曾失去使用价值。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与南宗首领慧能是死对头，武则天请神秀到长安行道，亲行跪拜礼。神秀所到之处，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每天受上万人的礼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则天的尊敬，聚徒说法，并无阻碍。可见统治阶级清楚地看出南宗打击佛法，三宝剩了一宝，于事是无碍的。它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不过，南宗兴起、发达以后，天竺传来的各宗派（包括达磨至弘忍的禅宗），次第衰落，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人工禁止也决不会生效。如果剥削制度消灭了，宗教失去依附，会不会自动消灭呢？那只能说有被消灭的可能，自动消灭是不会的。因为宗教有一条根深深地生长在苦难深重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土壤里，尽管阶级翻身了，习惯势力还要起一定的作用，宗教就依靠习惯势力苟延残喘，甚至找机会图谋复辟。将死的蝮蛇，咬人一口，还是可以咬伤或咬死人的。所以，宗教余毒不论残存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照佛经说，农民耕地必然杀死虫蚁，犯了杀生之罪，死后一定入地狱受恶报。没有不杀虫蚁的农民，也就没有不入地狱的农民。富贵人即使杀死人像农民杀死虫蚁那样多，或者更多些，只要拿出钱来做功德，来世受福报，当然不会入地狱。说得明白些，地狱是专为农民而设的。这正反映地主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敌视，通过佛教对农民说，你们活着该受奴役，死后该进地狱。有些替佛教辩护的大律师，指出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不是佛教也有积极作用吗？对不起，你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昙选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与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我看，昙选倒颇有道理，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起义的因素，不先驳倒昙选的那些话，厚着脸皮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当心律师变成讼棍。
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以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不肯驯服，又造恶因，那么，地狱等着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难得”论等方面的大力宣扬者。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佛徒著书浩如烟海，但没有一个人肯说出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只有唐宣宗时，湖南有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说了老实话，他把佛教这架庞大的西洋镜一下子戳穿了。
因此，我觉得有抄录一段的必要。李节在《送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论者徒知释氏因衰代（世）而生，不知衰代须释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因果）而不责于人（眼前的压迫者、剥削者），故贤智俊朗之士（即信佛的勇者智者）皆息心焉。其不能达此者愚人也（农民不受佛教的欺骗，便被看作愚人），唯上所役焉（可任意压迫剥削）。故虽变乱之俗可得而安，赖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论者不思释氏扶世（欺世）助化（助恶）之大益，而疾其雕锼彩绘之小费，吾故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李节看到佛教有“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的欺骗作用，又看到佛教能使勇者、智者离开农民，农民只好俯首受奴役的好处。这些看法都有点对又都不对。李节以为统治阶级中所谓“贤智俊朗之士”不帮助农民，农民就失去倡导，其实农民群众中勇者、智者多得很，何在乎那些所谓“贤智俊朗之士”。李节又以为欺骗有极大作用，不知欺骗有一定的限度，统治阶级只看“大益”，不惜“小费”，穷凶极恶地做坏事，把眼前社会变成活地狱，农民受不了眼前地狱之苦，谁还顾得死后的地狱！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农民要冲破眼前的地狱而发动起来的。那时候，任何被崇拜的绝对神圣物，“大雄”（佛）也好，“大慈大悲”（菩萨）也好，都化为死狗、死猫，所谓大益，从哪里说起？义净到天竺游学，见寺僧租地给农民，收取菜蔬作租税。义净问寺僧何故不自种，答称种地必伤虫蚁，死后要入地狱，不如让农民去种有益。我只管要菜吃，你入地狱，不干我事。这与李节所说“大益”、“小费”同样是佛教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现。
以上列举佛教三条祸害，哪一条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第三条，阻止社会发展，尤其有辞而辟之的必要。佛教在唐朝的盛况，看看唐人佛学著作的丰富，以及龙门、敦煌等等遗迹，可以推知其百一以至万一。唐以后各个朝代又都利用过佛教，虽盛况不必如唐朝，但在局部地区，为害可能比唐朝更大。中国劳苦民众受佛教的祸害，前后将近二千年。
够了！够了！自从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工农两大阶级彻底地翻了身，凡有利于工农大众的事物，都在飞速发展，凡不利或有害的事物，都在萎缩以至消灭无余。佛教所欣慕的那个无余涅槃，是指修行人获得的个人最高圣果而言，现在佛教将获得无余涅槃的结果，“一切皆空”，不是很好吗？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中国解放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旧的束缚里得到解放，例如，从宗教迷信里，从唯心主义的思想牢囚里脱身而出，这对宗教徒说来，确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宗教徒，包括佛教僧众，很多人归家生产，通过劳动、学习和改造，很有成绩，相信一定能够改造不劳而食的人，成为劳动人民。但是也还有少数人，依然为佛教赞叹，为佛教辩护，用穿凿附会的方法，把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拉到佛教方面来，用意可能是想刷新门面，挽救佛教于弥留之境，不过这是徒劳的。
宗教徒如果改造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劳动者，宗教迷信的头脑还原为正常的头脑，使五花大绑的心灵释放成自由活动的心灵，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用劝人信教那样的热情来劝人不信教，这是多么勇于补过啊！这样的宗教徒，证明他们思想确实改造有效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有的地方流行着这种宗教，有的地方流行着那种宗教，各地方宗教盛衰的情形也各有不同，如果思想已经改造了的宗教徒，以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支援别人摆脱宗教的斗争，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作为一个爱国的宗教徒，谁不愿意对祖国作出贡献，自己摆脱宗教，又帮助别人摆脱宗教，这无疑是对祖国作出了贡献。（本文摘自《唐代佛教》 作者： 范文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