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新闻网讯　将于本周末在“廉凤讲座”演讲的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是大学者季羡林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作为当代佛教学者，他这些年着重研究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西行求法僧人义净法师。

　　他说，从义净取道南海（今东南亚）到印度求法的经历，可以看到佛教僧人对中国与印度以及南海国家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而义净最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正是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写成的。

　　中国学者王邦维多年来从事梵语、梵语文学与佛教文献，以及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和中国佛教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学术研究上，王邦维师承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大师级学者季羡林，他在季羡林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且是季羡林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

师承季羡林：心目中朴实厚重的学者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季羡林被公认为最杰出、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作为季羡林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王邦维明显的在学术研究上受季老影响很深，但王邦维在提起恩师时，却说得谦虚：“季老学问太大，我学到的仅是老师成就的一小部分。”

　　王邦维也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他说：“我是在1979年到了北大，才有机会跟季老学习，我对他的认识是随着岁月一步步累积起来，开始时对季老的研究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当了他的助手，慢慢的，有机会了解他更多。”

　　王邦维说，季羡林为人平易，乐于助人，对自己很认真，是个十分平实的人。中国学者张中行曾形容季羡林为人“朴厚”，王邦维说，张中行所指“朴实厚重”确实十分准确的描绘了季老的为人。

　　王邦维说，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很广，成就与其一生的机会有关。季羡林1935年赴德国留学，期间从事印度古代语言研究；1946年他从德国回返中国，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王邦维说：“1949年以后，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很不好，到了80年代，那时季老已经60开外了，他重新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他关心教育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起着带头的作用。他不论是在教育或是在学术这两个领域都积极参与，做了很多事情，恢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国内外都引起关注，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准。”

研究义净法师：为后世留下东南亚的重要史料

　　作为当代佛教学者，王邦维这些年着重于研究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西行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在当今学术界，有关义净法师及其著作的研究，他可说数一数二。

　　义净法师是唐朝初年从中国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继法显、玄奘之后，同列为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及影响力最大的三位。

　　王邦维说，义净法师是在公元七世纪，在玄奘法师之后大约40年远赴印度，和玄奘不同的是，义净取道海路去印度，出发地是广州。行程中，义净从广州到达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再到印度。所谓“南海”是中国古代的说法，也即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室利佛逝则是当时南海中最大的古国，也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而广州是当时南海交通中最重要港口城市。

　　义净抵达印度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学习10年。离开那烂陀后，他同样取海路东归，又在南海室利佛逝一带滞留了一段日子才到洛阳。从此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直到去世。

　　王邦维说，义净法师西行求法对后世贡献不小，他有好几本书传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都是义净在室利佛逝写成的。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19世纪开始受到国际重视，并有不同语文版本问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虽然是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访问求法的事迹。但是，书中也兼述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为研究7世纪东南亚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史料。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中国就与南海地区有广泛的贸易、文化、外交以及宗教方面往来。但王邦维说，在宋代以前有关记述中国与海外交通，及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对史料的提供贡献很大。

　　他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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