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座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里，有很多残疾人。至今，岩田仍记得一个街头的残疾人告诉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远离战争。”于是，29岁那一年，他辞去工作，致力公益。随后，他在日本的一家寺庙剃发为僧，并终身未婚。

    在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地谢罪。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到中国进行这样一场近似苦行僧式的旅程。从韩国出发来中国前，当地人也劝他，“不要这身打扮，小心挨揍”。

    最初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晚上6点过后就不敢出门。但后来因为“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竟然对我这么亲切”。

    从上海至福冈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主动将他的座位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他让座；开水果店的上海大婶会送他一些水果。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有顾客对店主说，“他是从日本来华谢罪的，账我付。”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举动。当岩田在南京谢罪时，一个围观者往他身上“扔东西”。而他出行时，也常有一些中国人嘲笑这个打扮怪异的老头。

    在每次持续数日的“谢罪”仪式中，岩田隆造近乎断食，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和糖，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满腹饱食的人，是无法与天国的亡灵沟通的。

    “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在他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在网络上也充斥着有关这个老人的流言，“他们说我来中国就是住高级宾馆，拿中国政府的钱。”右翼分子甚至将谣言印成传单，分发给寺庙周围的居民。

    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在火车站附近露宿，或是蜷缩在咖啡厅外面的长椅上。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时间，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副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戴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

    每碰到一个与他交谈的人，岩田隆造都会提到这张“想象中的奖状”，这是他“整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着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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