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启示：必须从理念到实践上切实改进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能不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进行创新。首先是要转变执政理念。过去，一些人由于受封建特权意识、长官意志的影响，简单地理解管理的内涵，把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关系看作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刚性的关系，让人产生距离感，这实际上背离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转变执政理念，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要转变执政方式。长期以来，在管理方式上，我们习惯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尤其如此。这种陈旧的执政方式和管理模式，不仅不能适应于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客观形势，而且与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合拍。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形势下，我们对宗教的管理工作必须按照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切实落实依法管理。三是完善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要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还没有出台全国性的综合性法规，这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抵御境外渗透的工作缺乏必要的手段和依据。实践证明，对付境外宗教渗透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法律。只有高举法律的武器，运用法治的方式，才能够有效地开展抵御渗透的工作。所以说，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国性综合性宗教法规，对于推动抵御渗透的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访谈中，李君如同志对国家宗教局开展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探索和研究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他说，宗教局作为国家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要处理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但你们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宗教事务上，而是挤时间、下功夫从事理论研究，围绕“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开展群众性的理论研讨活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值得肯定。

　　他认为，宗教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行政事务，而且是政策性、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开展“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研讨活动，正是反映了宗教工作的特点，不仅有利于推动宗教工作干部的理论武装，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驾驭复杂宗教工作的能力，同时，也为研究执政党与宗教问题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

　　李君如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这一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研究一些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些成功的统治者往往以教治教，维护天下太平。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也不需要以教治教，但如何对待宗教，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却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又比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宗教问题还涉及到人权问题，涉及到对外交往和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不进行理论创新，是回答不了的。

　　李君如同志强调，理论问题、政策问题、法律问题，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理论创新里，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研究中。他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希望国家宗教局今后有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希望理论界和宗教实际工作部门携起手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书写好“执政党与宗教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大文章，在不断推进宗教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记者手记：对于李校长的专访是在一个会议的间隙——中午完成的。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我们插话很少。随着他亲切和蔼的声音，我们仿佛疾行在思想的领空……而这次思想旅行的引领者，正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理论工作者，一个严谨求是的学人，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他的形象和思想，毫无疑问将长久地定格在我们心中。

　　　　　　　　　　　　　　（信息来源：中国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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