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历史考察，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后期已经出现佛舍利崇奉的现象。据《长阿含经o游行经》的记述，在释迦牟尼佛圆寂火化以后，有八国信众将分得的佛舍利建塔恭敬供养。此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随着佛教向亚洲各国的传播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自进入南北朝特别是进入隋唐以后，流行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体，运用大乘佛身思想来解释舍利，将释迦牟尼佛、佛经中所说无数诸佛与佛舍利皆看作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法身（或称真身）佛的显现。按照唐代著名律僧道世所编撰《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的说法，“舍利”译自梵文，意为“骨身”（或称为灵骨），有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赤色的肉舍利，然而皆是佛法身的显现，所谓“囊括今古，圣变无穷，祥应荐臻，瑞光频朗”。 宋代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四〈分舍利〉也说：“如来久远劫来数数出现，盖将开生身（按：指化身佛）之迹，以显法身之本；即碎身（按：舍利）之狭，以见全身之遍。”卷四十五说：“所谓佛牙舍利者，此盖真身应物示化之一法也。”宋仁宗撰《舍利赞》说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孔圣、老君，皆“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唯有吾师（按：释迦牟尼佛）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 从这里可见当时中国佛教信仰情况和信徒对舍利的看法。　

      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从南北朝以后逐渐兴起，经隋唐二朝，至北宋仍十分兴盛。隋文帝即位前一位印度僧人赠他一包（一裹）佛舍利，请他供奉。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从仁寿元年（601年）到仁寿四年（604年）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去舍利建塔安奉供养，以表示亲率全国臣民兴隆佛法，祈祷佛保佑国泰民安，并命各地上报在此期间出现的祥瑞感应，最后汇总由著作郎王邵写出《舍利感应记》、安德王杨雄写出《庆舍利感应表》，无论对当时社会还是佛教界都产生极大影响。唐王朝的舍利崇奉集中表现在对凤翔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迎奉供养上，在200多年之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次迎请佛指舍利入宫供养，以求“岁丰人和”，天下太平。应当指出，隋唐时期这种佛舍利崇拜和供养，与当时的译经、寺塔兴建、佛事繁盛、佛教宗派创立等现象一样，是当时佛教盛行的一种表现。

      承此余绪，进入宋代以后佛舍利崇奉仍十分兴盛，然而其突出特色是与宋代的译经和伴随译经而频繁进行的中印佛教交流密切联系在一起。北宋太祖在平定陕甘诸地之后，通往印度西域的道路已通。乾德四年（966）宋太祖下诏说：“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当时行勤等157人应诏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朝廷皆赐予他们诏书、谕令，并派人做向导，各赐装钱（盘缠）三万。他们经今河西走廊，沿着丝绸之路走过新疆境内焉耆、龟兹、于阗，然后进入布路沙（在今巴勒斯坦国白沙瓦的西北）、加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最后进入印度。 这些僧众以及以后陆续上路的求法僧，在回来时皆带回梵文佛经，有的还带回舍利及佛像、宝物。

      现据《宋史》、《景祐新修法宝录》，《佛祖统纪》 相关记载，将北宋太祖至仁宗前期从印度、西域进献佛舍利的情况制成如下略表，从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崇奉佛舍利的概况。

      （一）自北宋太祖乾隆三年（965），经太宗、真宗二朝，至仁宗宝元二年（1039）为止的七十四年期间，共有四十五批印度及西域僧人或使者、中国赴印求法回归者带回佛舍利，而且绝大多数人还带回梵文佛经及佛像或其他宝物。按照惯例，他们必须将舍利、梵文佛经及宝物进献朝廷，然后得到朝廷赐给的紫衣（紫袈裟）、束帛、金币，其中极少人还会有幸得到大师的赐号。

      （二）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进献朝廷的舍利名称非一，有的只称舍利，有的称佛牙、骨舍利，还有宋真宗太平兴国八（983）、至   道元年（995）、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天圣八年（1030）四次进献的顶骨舍利，进献次数之频繁、数量之多，可以说为历朝所罕见。这些名称非一的舍利乃至佛遗迹处的物品（如释迦佛诞生处的无忧树叶、成道处的金刚台座模像［印］、菩提树叶等）承载着僧俗信众尊崇的佛的神圣象征，皆属于当时佛教信仰的领域。印度、西域僧人及中国求法僧之所以不远万里从印度或西域将舍利带来进献北宋朝廷，是迎合了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朝廷、朝野佛教界僧俗信众的崇拜和供奉佛舍利的需要，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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