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1894－1895）战败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学习西方科技、政治和民主法制的呼声，当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极力鼓吹科学技术对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后来，这种呼声走向了极端：用科学、艺术、哲学代替宗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先生就相信宗教是科学的敌人，对他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它］既超脱客观之想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　…… 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其次，陈独秀从宗教创立的角度上推断它最终会消亡，他坚信科学是人类将来真实的信解行证，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带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　

      上个世纪70年代，当电脑开始应用时，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今日社会的重要传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和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的生力军。上世纪90年代，自英特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社会的角角落落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电脑和网络成为他们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离开这两样东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竟然会变得无所适从。任何领域已经不可能避开资讯科技的触角，在发达国家，电脑的目标也似乎更加明确：它要改变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创建资讯平台，掌握、传输、储存、取舍资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未来社会物质发达和高品质生活的保证，不重视这方面的投入，似乎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在2008年的联合国庆祝卫塞节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网际网路的发展已经成为佛教僧侣和信众之间、僧侣和非信众之间、信众和信众之间、信众和非信众之间交流思想、对话、搜集资料、查询信息、开展网络教学等方面的重要工具。英文“佛教网”总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帕雅哇惹法师说，在当今世界里，新的资讯科技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播和弘扬佛法，更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聚合网上学佛社群、提供给社会大众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和精神食粮。

      资讯科技在争议中迅速发展着，寺院和僧团这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曾发出这样的忧虑：网络时代的寺院，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深山老林，清静无为的寺院生活方式受到干扰，修道生活“失去了围墙”。而且，“人的隐身”导致“不说四众过”成为网络时代最难守持的戒律。他总结道：网络时代的佛教信仰具有“信仰心理冷漠化、信仰活动虚拟化、信仰群体社区化的倾向。”虽然，他没有明确详细说明这些网络时代的佛教信仰特征，但是我们不难理解他努力想唤醒佛教四众对网络给当代佛教所带来的冲击的关注，尤其像是邪师说法的盛行和“话语权”的混乱等问题。对他来说，佛教寺院和僧团应该在使用资讯科技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保持佛教清静和朴实的形象，否则，佛教自身会成为被讥嫌的对象。

      话说回来，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不妄语、不花言巧语、不挑拨离间、不说粗话是佛教徒的修学日课，所以，毫无疑问，佛教需要一种佛教式的交流和传播方式。但是，佛陀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永恒的、有“我”的，正是因为所有事物的生起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佛法来对治宇宙众生的烦恼，那么，也就没有一个普世适用的佛教传播方式来对应一个个不同的众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或许有一种或者数种适合某个个体的传播方式，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传播的方式也随之会产生变化。佛教传播其实是一种相对性的传播，不管什么方式，如果能使人觉悟那就是最好的传播。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它并不是真正把国家全球化，也不是把全球国家化，而是彻底将做为人这个个体全球化，并把全球事务纳入一个个普普通通民众的视野之下，佛教僧团和在家信众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这种将个体全球化的过程中，理论上每一个个体只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电脑技能，便都能在网络世界里平等地进行表达、交流和对话，首当其冲，传统佛教以僧团和寺院为传播中心的模式受到了影响。

      以中国汉传佛教为例，自唐宋佛教丛林制度完善以降，佛教的弘扬和传播始终围绕着僧团和寺院展开，注重僧团素质，人才培养，讲经修学，经典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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