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约有1200多万天主教徒，但与梵蒂冈的关系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然而，最近的一次主教祝圣却得到了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的共同认可。这是否意味着中梵关系的改善？天主教徒会遵守圣经的要求——“将凯撒的归于凯撒”吗？

【天主教在线讯】据《环球时报》报道，记者李艳洁（环时）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卓）和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刘）。

环时：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开始任命“梵蒂冈认可的”主教。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一共任命了多少这样的主教？您能回顾一下中梵关系的历史吗？

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梵蒂冈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中国天主教徒支持新中国，并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这迫使中国天主教徒发起爱国革新运动，清除西方势力的政治影响，但仍保持宗教上的联系。

欧洲国家与罗马教廷以前也曾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发生过冲突。梵蒂冈不承认并绝罚中国教区自己选出的主教，迫使中国天主教会开始自选自圣自己的主教。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与国外的宗教组织恢复了联系。但问题在于教皇既是梵蒂冈国的元首，同时又是天主教会的领袖，梵蒂冈的身份很特殊。

尽管梵蒂冈曾经宣称只要中国愿意建交，它可以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迄今为止这一承诺并未得到积极的实施。所以，中梵关系至今未有任何突破。

正如对待历史上的其他宗教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梵蒂冈任命的主教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是梵蒂冈认为，主教祝圣问题关乎宗教自由。

虽然政治问题不能马上得到解决，但我们可以先解决宗教问题。事实上，中国大部分教区“自选自圣”的主教都得到了梵蒂冈的认可。

有些中国天主教徒宣称他们只忠于教皇，不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于是教皇私下委任了一些主教，经营他们自己的“地下教会”。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试图说服这些“地下主教”遵守法律并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合作，许多愿意这样做的“地下主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刘：近年来有些主教的祝圣得到了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共同认可。但爱国会可能并不认为这是爱国会对梵蒂冈任命的认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梵蒂冈对爱国会任命的认可。例如，北京的李山和厦门的蔡炳瑞，就是同时被梵蒂冈与爱国会认可的。这说明双方存在着某种合作。

很难说有多少主教是被共同认可的。中国有四种类型的主教：在中梵关系的低潮时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了一批主教，但梵蒂冈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后，这批主教中的一些人私下里取得了梵蒂冈的承认。梵蒂冈也任命了一些“地下主教”，但中国政府不承认。此外，还有一些主教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当中国要批准对某位主教祝圣时，会私下与教皇沟通并提供一份候选人名单，然后双方共同遴选，但这类主教在中国屈指可数。

中国与梵蒂冈对话有几个原因：表明中国政府更加尊重罗马天主教信仰，充分理解主教任命是天主教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主教任命是中梵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但这更多的是一个宗教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如果爱国会与梵蒂冈可以共同任命主教，这位主教就会具有较大的宗教权威；梵蒂冈是欧洲唯一一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如果中国同意接受梵蒂冈的代表，那么梵蒂冈就会把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到中国大陆。

但这一步并不简单。在中梵关系正常化之前，在主教任命问题上进行沟通可能要比完全实现中梵关系正常化容易一点。无论如何，这表明中梵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

环时：得到双方承认的主教任命意味着怎样的变化？

卓：这些事例说明中梵沟通取得了一些成效。双方都对对方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海外的天主教徒也转变了态度——从反对转为交流。

刘：现在中国愿意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西方社会。中国与梵蒂冈的外交对话已经持续了很久，但这并非中国的首要问题。虽然双方都愿意促进关系正常化，但每当发生一些事情，谈判就会暂停。

环时：中国对天主教的政策是什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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