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权术，所以贾似道连年升官、步步高升。宝五年(1257年)，他一路迁升为知枢密院事兼任两淮安抚大使。贾似道平步青云之时，也正是北方蒙古贵族横扫天下之际。南宋政权的弱不禁风，尽收蒙古贵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对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并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国新亡之机，在没有充足准备下，突然派军队北上，企图收回蒙古军占领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结果在洛阳遭到蒙古军的袭击。这次军事行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它激化了南宋与蒙古国的矛盾。

　　宝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亲率大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本不学无术，他看到蒙古铁骑骁勇善战，鄂州岌岌可危。万分惊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原本不想议和，这时突然得到蒙哥前线病逝的消息，为了赶回蒙古去争夺汗位，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撤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见蒙古军主力已经撤走，就出动大军拦杀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临安，以做邀赏之功。他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到处吹嘘自己取得大胜。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谎话，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夸耀一番之后，又晋升他为少师，封卫国公，视之为“股肱之臣”。为了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贾似道甚至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蒙古政权上层因忙于内部事务的处理，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南宋得以暂时的苟延残喘。然而，南宋朝廷并没有抓紧这难得的时机缓解矛盾、增强国力。相反，却由于贾似道的横行霸道进一步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贾似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斥异己，残害抗战将领。他网织罪名杀害了左丞相吴潜，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领导钓鱼城抗战、让忽必烈大军束手无策的王坚，也被贾似道解除兵权，以至于郁闷而死。贾似道还通过实行所谓“打算法”，把在抗战中支取官物用作军需的将领一概治罪。至此，贾似道羽翼丰满，权倾朝野，把持朝纲长达15年时间。贾似道专权后，对人民的剥削愈益苛重，致

使社会经济更为萧条。贾似道以南宋政府财政困难，军粮不足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实行买“公田法”。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西等地官户如果超出限额，在超额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然后收公田租以充军粮。“公田法”本与农民关系不大，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常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同时，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虽然家有余田，但拒不出卖，地方官为了完成买田数额，就强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卖田。“公田法”推行以后，许多人家破产失业，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又在各地实行所谓“经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间土地，分毫必计地向民间搜括田税地租。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动辄虚加贫弱农户的租税。无疑，“经界推排法”又成为一祸国殃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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