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又在法律中找出了，“杀人以伤者绞”这样的条文，说阿云即使不是韦大的媳妇是个普通人，但是这样的谋杀未遂但伤人的罪一样是死罪，要判阿云绞刑。

阿云不知前世修得什么因果，与她素昧平生的官员许遵已经铁了心为她作法律援助，作她的律师，为她把这个官司打到底。许遵在翻找法律条文的时候，发现了就在阿云案件发生不久，朝廷就以皇帝敕书的形势下发过一个法律补充条文“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也就是说，谋杀未遂但伤人的案犯如果自首，谋杀罪就减二等，这几乎就是为阿云案量身定做的敕书。如果案件适用这一敕书条文，阿云最多是几十年的有期徒刑。

3、 案件升级

许遵继续向最高级的司法部门---刑部上诉，但是刑部同样维持原判，就在此时，许遵得到了升迁令，他被升任为大理寺卿，这样许遵以职务之便即可改判，阿云的生命似乎出现了转机。但是，很快作为纪检部门的御史台，以许遵借职务之便枉法的名义，弹劾许遵，要求其引咎辞职，许遵不服，在朝堂上向宋神宗阐述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并奏请把这个案例下发，让翰林学士们讨论，皇帝

也是凡人，而且宋神宗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与妇人之手”的人，这样人的性格往往比较软弱，但比较容易有恻隐之心，从事情以后的发展来看，宋神宗此时肯定也在怜悯阿云的遭遇，他采纳了许遵的建议，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著名的翰林学士负责讨论这一案件。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就此悄然升级。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见上是死对头，在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讨论中竟也是水火不容，王安石赞同许遵的判决，而司马光赞同刑部的判决，一时针锋相对，朝堂上两个人为了自己的观点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实在是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争吵辩论，他让翰林院和几个相关部门组成一个临时专案组，由吕公著等官员重新组织讨论判决，最终的讨论结果是支持王安石，也就是许遵的判决。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为这个事情又御批了一个字，“可。”事情似乎结束了，但是第二天，分管司法的齐恢等几名官员又联名上奏，请皇帝收回成命，他们要和王安石继续辩论，皇帝无法，只得同意，一时间阿云这个卑微的女孩的名字，不断回响在金碧辉煌的朝堂中，她的生死竟一时成为了帝王臣公们最热心的事情。

那些老爷们关心的真的是她的生死么，非也。这只

是朝中两种势力的对决，案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阿云是否算自首，再进一步她自首后的量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还是皇帝敕书的规定，如果是法律为大，那么法律要求自首后，只是不追究产生伤人的原因罪行，比如入室盗窃被户主发现，盗贼伤害了户主，盗贼如果自首，只是免除他的盗窃罪，而阿云是为了谋杀而伤人，没有原因罪，也就无罪可以赦免减刑。

而王安石认为，既然皇帝有敕书说，伤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减刑。敕书对自首的条文新的解释说明的效力，王安石们是以皇权为尊敕书为大，皇帝的命令就是金口玉言，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皇帝可以对任何一项法令做出制定与废除，并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而司马光一派认为，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阶层商议，不能乾罡独断，任意更改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这就是所谓的“律敕之争”。猛地一看，司马光等这些人貌似很有点现代的法律精神，但也并非如此，他所要维护的是守旧派士大夫阶层的势力，他所鼓吹的法律不可更改的进一步，就是制度不能改革，他想借此来限制王安石准备推行的改革，这又是所谓的“党争”。同时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个案子是涉嫌谋杀亲

夫，这种和杀父弑君一样的忤逆大罪，是他们这样卫道士所不能容忍的。

争论还在继续，枢密院和中书省也被搅了进来，也就是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都卷入这场争论，在这期间，宋神宗一度想对犯罪嫌疑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重新作出解释，诏书从翰林院刚交到中书省，就被以这样内容的诏书不合法为名打了回来。谁说中国人对皇权惟命是从，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谁又说中国人自古没有法律意识？说这样话的人。都是仅仅看到了清朝而已。

4、 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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