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娥有渊源关系的“维一”先生在2003年透露，鲍君甫一家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与安娥有过通信，这些信件让我们得以大致地描绘出鲍的际遇。

　　1951年，应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的要求，陈赓将军曾为鲍出过证明:“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陈赓当时确实无法得知鲍君甫的实情，但一直牵挂着他。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1956年3月，南京军区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

　　北京之行后，鲍君甫与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写道:“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

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无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为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等人的关照，鲍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仍感窘迫，1956年12月，鲍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但安娥突发脑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车一辆，深情厚谊，于此可见。鲍家与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还在时断时续地通信，相信这对鲍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受到严厉批判，此后两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过鲍君甫整陈赓等人的“黑材料”，鲍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鲍君甫去世。

　　鲍君甫妻谭秀珍，育有2子、4女，长子早夭，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美云，三女雪波，小女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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