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


　　精诚所至开始转变，但还要“考验”管教干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

　　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心律

不齐，血压偏高，忙针药并施抢救。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

　　时不过月余，陈璧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平稳血压，后做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

　　陈璧君的两次住院，都是那个“骂人看守”抬她去的，为她忙前忙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个“骂人看守”，每天将她订阅的《解放日报》，准时转病房交到她的手里；还是那个“骂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询问病情，关心备至。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了，对“骂人看守”的态度变了，见面时尊称“先生”，说声“您好”。当然，这一改变，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另有所图。陈璧君出院后约半月，管教干部探望她时，她恭恭敬敬递上一张纸：“先生，这是我今天上午赶写的思想汇报，请查收。我还有个申请，先口头提出，行吗？”

　　“说吧，只要提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考虑的。”管教干部的话可进可退。

　　“蒋介石事事皆坏，失尽民心，所以挫败倒台龟缩去了台湾。你说我的观点对不对？”

　　说是提申请，却讲了蒋介石。管教干部一时不明陈璧君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能虚与应付道：“蒋介石祸国殃民，做尽坏事，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先生您说得对透了，蒋贼坏事做绝，我是恨透了他！”陈璧君按自己的设计转了一个弯，终于话入正题，“我是反蒋的，自孙总理逝世后，我就发现他是个野心家，事事反对他。他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手中权力，判我无期徒刑，意在使我受尽漫长折磨，活得难过，又不得好死，这是对我最惨最差最难熬的刑罚，蒋贼的用心是再恶毒不过的了。所以我郑重要求，人民政府的法院对我复审，去除蒋贼强加于我的罪名。”

　　管教干部恍然大悟，出言谨慎：“你的要求可以提，至于能不能复审改判，得由司法机关审定。”

　　“不管怎么说，我要求实现我的要求。”陈璧君理直气壮，“我是反蒋的，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算是同志，就不能像蒋贼一样对待我。”

　　她称自己反对蒋介石并非谎言，称蒋介石公报私仇有她的道理，实质在于以反蒋为托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其复审改判的

企图自然难以得逞，于是满腹牢骚：“我是蒋介石的死敌，是蒋介石的犯人，共产党是为蒋介石代押我的。”

　　尽管陈璧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然抱有敌意，狱方还是坚持对她耐心教育，热诚改造，时时事事感化她。

　　1954年1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包括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管教干部治了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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