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

，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

　　第四案，名为“聪明误”

　　世上什麽最有力量？当然是权，蒯大富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利益驱动”。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什麽人最“善任势”？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对“势”的运用。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大师。先是倡阶级斗争，酝酿发酵；接着发小红书，添火升温；十余次接见红卫兵，乘风鼓浪。接下来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横扫千军，势不可挡。我那时深切体会到那种“势”的巨大威

力。那麽多当权派，曾经大权在握，多麽显赫，竟毫无抵挡之力，任滔天巨浪，一泻千里，无所不摧。文革是一场夺权斗争，自下面蓄“势”、起“势”、发“势”，夺上面之权。权之力败於“势”之力。

　　“势”为何有力？因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势”，聚集了六亿人的能量，所以无坚不摧。冷战时期的“核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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