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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坏事变成好事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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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中三个中共叛徒结局

时间:2009-9-11 11:09:31  来源:不详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 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赵自以为已经没有前途,即叛变中共,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护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声明称“深 自反悔,今已彻底觉悟”,“正式退出该党,与该党脱离一切关系,今后决心信仰三民主义,愿在中国国民党暨总裁领导

下,努力抗战建国,誓死不渝。”同时,赵希仲与赵凌波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嗣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司令部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予自新”。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 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 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几个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 年2月,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

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 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几个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匪犯”,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以营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中共解放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党、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 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内部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有所暴露,中共组织上撤销他的秘书职务,就地监督劳动,做些工具清点收发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希仲惶惶不可终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黄河自杀身亡,结束了一生。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杀害项英的凶杀。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

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在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厚总表现得相当勇敢的,但对中共党组织派政治委员来游击队加强领导不满。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

刘厚总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 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 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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