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不是一种比喻，“社会”前面那四个字绝不是形容词。

　　国际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1996年初被台湾记者徐宗懋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发掘出来，从照片上看，骨瘦如柴的儿童一个个腹涨似鼓，和人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饥饿儿童何其相似。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

　　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急求赈灾。刚刚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将介石，正被日本入侵及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催得不知所措，面对百万饥民竟如此轻慢：“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清末分粮民国施粥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著名施粥处。一到吃饭时间，灾民就在施粥的棚子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吃完饭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这样大场面的饭局一般一吃就是两三个月，把青

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研究室徐建青研究员介绍说，饥民排队吃大锅饭的现象在清末是没有的，在赈济饥民方面，清朝与民国时期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救助方式。

　　清末采取放粮赈灾的方式，官方动用国家仓储救济灾民或者开放长平仓、社仓等。赈灾放粮的好处在于，一可以平抑米价，二可以使得到粮米的人有自由用度的权力，可以把粮米吃了，也可以留一部分用于播种开始生产，或者拿去换钱，用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忙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了”，所以政府行为减少。同时民国政府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再动用国家库存。民国政府把救灾的任务下放给了富豪乡绅，比如1919年的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人自己想办法联合形成赈局买米压市。

　　北京城里的施粥吃到后来，还发生了有人吃完一碗再排队领一碗的现象，于是赈局就开始想出了发“票”的主意，一顿饭就是一张票，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但是这种靠民间力量进行施舍的救济行为，最多只是维持生命，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毫无作用。

　　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设有急赈、工赈，还增加了农赈。农赈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济农事资金，并且推行农村合作。为了省钱，农赈处不是给灾民发放现金，而是赊给他们粮食、农具、牲畜、种籽、肥料，从生产资料发放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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