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金朝、后来逃归的宋汝为，在岳飞班师后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宋史》卷三九九《宋汝为传》。此传说“绍兴十三年，汝为亡归”，显然有误。参据《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三月丁卯，宋汝为归宋，并一度“投岳飞军中”，应为绍兴九年事。又据此份上书中所云“今闻其力图大举，转输淮北”，可知宋汝为此书上于绍兴十一年的淮西柘皋和濠州战前) 宋汝为当然熟知金朝的情况，他认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 即岳飞班师，“遂未能”“成恢复之功”。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冬)《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说:“绍兴初，岳

军已向汴都， 秦相从中制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 八《林泉野记》说:“飞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屡诏班师，乃还，寻失所复州县。”



　　可见历史真相决不是像康熙所论，是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 “，而是宋高宗的偏安政策，迫令岳飞班师，才使金朝得以在中原立足，造成了南北分裂的长久化。



　　宋高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自从绍兴七年(1137) 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



　　岳飞在绍兴十年被迫令班师后，悲愤交加， 力请辞职。但宋高宗的回诏却说，”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鄂国金佗续编》卷四《颍昌捷后俄诏班师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不允诏》) 表明他尚不敢顺水推舟，乘机解除岳飞的兵权。然而一年之后，宋高宗不仅敢于解除韩世忠、岳飞、刘锜等将的兵权，还进一步将岳飞处死。

　　这又表明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 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解除他们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论中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



　　关于宗泽、岳飞等指挥的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已经论述很多，在此不必再论。应当指出，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杀古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



　　自宋以降，关于宗泽、岳飞等抗金，各朝都有议论。宋人本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可惜今已佚亡。至于自元至清，不论持何种见解，即使是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也根本做不到如今人那样，以现代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网罗史料，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人们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如《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之类，就不难发现此类史论与今人研究的差距，而康熙所论，当然就更是自郐以下。通过以上论析，对于康熙的议论，人们

不难得出结论:偏见与无知相比，往往距离真理、距离公正的评价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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