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
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 。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 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
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 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 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 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
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go-vern-ment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三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
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 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 ,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 ,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 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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