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成绩并不好，许多人的步射、骑射成绩评语都是"劣"，个别为"平"，几乎没有得"优"的，却都能照样任官不误。这些新的考核标准实际上是姑息了仅把当兵作为谋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纵容了旗人不习武艺，整日游荡的风气。

　　其五，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

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

　　其六，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

;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敌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

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