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十一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诿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

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

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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