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制建设看得很重，为了完善法制，他指派宰相张廷玉将六部九司的职责制度归纳总结，然后修订整理成文，铸在铁牌上，树给百官观看。为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他杖杀擅问外官职守的宠优葛世昌，为制度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助力。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清代贪污贿赂名目繁多，诸如冰炭敬、门包、印结费等等，但绝大部分最终都来源于百姓所交的钱粮税费中的火耗部分。当时，火耗弊端很大，大小官员的职务消费、个人补贴都从里面开支，有的官员还从中贪污舞弊，致使有时一两正税竟要收取二两火耗。而且税制十分不合理，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乞丐也要交纳人头税。另一方面各种赋税差役繁重，而官绅地主却依仗特权，既不缴粮、又不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雍正丈量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推行“火耗归公”“推行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他率先提出“高薪养廉”的观念，把火耗集中起来，接官职大小、事务轻繁分发“养廉银”，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平衡了官缺乏之向苦乐不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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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御史”“六品钦差”和“密折专奏” 雍正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到位，他一方面选拔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有名的“铁面御史”孙嘉淦就是因指出制钱弊法、敢于顶撞户部尚书而得雍正赏识，从一六品小吏屡次升官至都御史（最高监察长官）。另一方面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田文镜就是以六品职衔钦差山西时揭发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的欺君舞弊行为而一举成名。同时他推行“密折”制度，鼓励官员检举其他官吏的不法行为。这样通过长期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明暗监督相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




　　“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新举措，“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就是其中的两项。“百官行述”相当于现在的廉政档案，起因在于一个名为任伯安的部曹小吏，他利用在吏部任事的机会，抄下了各级官吏的大小过失，然后以此为要挟，呵斥六部大小官员如同皂隶。雍正以此为鉴，建立了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以此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相当于现在的“首问责任制”。雍正下令，所有官员不论官职大小、职位如何，凡有百姓拦轿告状

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察之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时新有效的廉政措施。




　　“矫枉过正”雍正对于反腐败有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认为反腐败好比弄直弯了的扁担，压直一下再松开，照样是弯的，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扳，再慢慢松开，这样就直了。因此，他主张“治乱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即位第一天就连抄了21名贪赎官员的家，随后又赐死了他的亲戚兼亲信年羹尧，腰斩了曾经深得他信任的诺敏、张廷璐。张死时，用身下的血连书七个“惨”字，为历史上大小贪官写下了血的教训。



　　雍正新政施行后，成效显著。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结党之风大止、吏治也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库充盈，库存白银达到五千万两，而且如雍正本人所说，“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污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续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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