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乱的时候，有些士大夫们未必去关注人民的颠簸流离，哀鸿遍野。对他们来说，现实的问题除了切身之痛总还是等而下之。而　"礼崩乐坏"，　精神世界的全面塌陷才是他们致命所在。时代终归翻天覆地，有些人追随旧时代以身殉之。更多人随波逐流，能有一丝机会还是要抓住的。所以道德要求不了人们许多。失德而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中国每个时代的谢幕，总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洗涤。但很难说坏的被洗掉好的会留下来。晚清民国的阶段，传统思想道德在混乱、迷失当中恰又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一处。人们学着换一个方式看世界。但这一看，看了百年，至今也未必与世界同步，

　　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一件原也说不上多大的事情却闹的非常轰动。事情很简单，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城杀了献城的降军。杀俘在当时也不算大事。而真正使事情搞大的是，与淮军的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要火并的意思（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戈登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是什么让戈登不满，原来，此前因太平天国败象已显，守苏州城一干将领当中如郜永宽、汪

安均、周文嘉等人，眼见得大势已去，都打算投降。于是郜云官等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也是太平天国降将）、戈登在洋澄湖边见面，商议投降事宜。商议出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　（郜永宽不忍加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慕王谭绍洸。李秀成后来也察觉不对，提前跑掉了）。并由戈登居间做保。　

　　结果苏州主将慕王谭绍洸如约被杀，苏州城也如期献出来，没有想到程学启进了城后，一句"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这些叛将全部给干掉了。（计杀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天将军汪有为及部署千余人）。郜永宽的叔叔挈带全家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郜永宽的幼子哭诉父亲被砍了头！戈登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自然大怒。

　　杀降有许多现实考虑。比如太平军有十万多人，安顿不好恐生大变。所以程学启与李鸿章事先密谋，李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三昼夜，不能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是戈登反应如此厉害，怕是李鸿章事先未能预料的，

后来李做了许多工作，才算把此事平息下来。

　　戈登加入洋枪队之前，是个英国军官。这个事情对于戈登来说，非常违背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所以他感到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如何不怒。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失信事件。失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东西方理念冲突的例子。只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在其中意识到什么。此等事例，日后在中国层出不穷。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是中国人对自己最传统的道德要求。其中的"信"，字面解释"人言也"。上古时候，人用语言表达事物和状态，经验和技能也靠言传身教。所以应无欺骗。但儒家的学问往往只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于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站立在崇高道德的自我约束。事情一旦崇高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守信是种美德，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在春秋时候，就开始嘲笑守信仁义的迂阔。如宋襄公的故事。所以中国的人真正研究和欣赏的是在信下面的权变。这是个学问叫做"权术

"。一部《三国演义》将中国人的阴谋诡计表露无遗。中国历史上但凡胜利者从来没有不善于权术的，而道德完人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无所作为。

　　契约精神按我找到的解释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简单的说，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因为有违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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