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基础。反之就比如近日的伊朗大选，选举不公已有违契约精神，但抗拒不公便使民主政治变成街头政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更大违背。

　　曾国藩曾训斥李鸿章"凡事总归一个诚字"，晚清时候，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累累，前所未有。列强环伺，压迫深重，跟豺狼虎豹打交道却也非一个"诚"字能解决的。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一等一的权术高手，勉为其难，也不曾将中国搞好，或可理解。但民国以后，欣欣气象还没开始，一众人等就互不施信，彼此拆台，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乃至刀兵相见。就十分可惜了。老舍的《茶馆》表达了且不如满清的感慨。

　　清帝逊位，虽属无奈，但诏书也分明写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意思是你们既然要共和，那我皇帝不做了就给你们共和吧。"结果3年不到，袁世凯复辟做了皇帝，这事，与全国人民来说，是复辟，是开历史倒车，对清室来说，这就是违约。也罢，2年后，在张勋帮助下，宣统也复辟了一次。张勋复辟，与众军阀结盟共进，结果众军阀不仅失约，还反手

打将过来。后来无信成了习惯，就屡见不鲜了。

　　《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也写了非常明白，但也就12年，冯玉祥逼宫，将逊帝赶了出来。举国只有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抗议，说这有违契约精神。但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斥。近百年，爱国变成一种盲目的顽疾。以为只要爱国就可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傅仪给日本人拉了过去，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

　　契约精神也并非旧官僚如袁世凯等缺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做的事情也总不大地道。比如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但为了栓住袁世凯，定《临时约法》两条，一要袁世凯来南京，一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结果两条执行不成。（内阁制倒是搞了起来，搞的结果确是残不忍睹的乱局）。知不为而为之，是天真是愚蠢。自己做总统制却要别人内阁制就是不平等了。共和来自不易，但孙等却没有足够心胸和冷静。宋教仁、大借款案后轻开战衅。结果造成"二次革命"一塌糊涂的失败。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私欲大涨，得寸进尺。而国民党人也枕戈待旦。刻不相容。接下来，中国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

　　不过历史也算公平，袁世凯事事争先，欲壑难填。所以成了乱局的总负责，做了历史罪人。孙中山屡战屡败，锲而不舍，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成就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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