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希望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赛金花本人又是怎么样说的。据说，最早蠢蠢欲动追根究底的人有很多，真正实践的第一人，则是北平中法大学的法文教授陈伯平先生。他的父亲陈壁在清末做过御史，和赛金花相识，给了他采访和写作的便利，当时他看到有北京的小报记者采写晚境中赛金花的消息，便想为赛金花写一本法文的传记。这个消息被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兼诗人刘半农先生知道了，觉得这样的赛金花传记怎么能够先让法国人知道，怎么也应该先让中国人知道才行，便找到他的学生商鸿逵，让他和自己一起抢在陈伯平先生之前，先写成赛金花中文版的传记。刘半农先生认为，在晚清史上，赛金花是和慈禧太后相对的重要人物，他说“赛金花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这是刘半农先生的高明之处。

　　刘半农先生对商鸿逵定下原则：这本传记一定要避开演义，采取赛金花口述、他和商鸿逵笔录的形式，强化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于是，刘半农一方面与当时琉璃厂海王的“星云堂”书店谈妥，由“星云堂”负责出书，先支付五百元的前期投入，主要用作支付请赛金花吃饭的饭钱和赠送赛金花的采访费用(那时赛金花的生活已经潦倒)；另一方面，刘半农找到郑颖

孙先生，请他出面约请赛金花接受他们的采访，因为郑颖孙先生是当时的古琴专家，以前和赛金花认识，有面子可讲。最后说好了，每周两个半天，怕赛金花睡懒觉，早晨醒得晚，都定在下午，汽车接送，每晚备有晚餐，采访地点在郑颖孙先生家，他家在东城隆福寺西口附近。一共谈了八九个半天，采访算是完成了。不幸的是刘半农不久病逝(刘半农对赛金花有知遇之恩，刘去世时，据说她送了一副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身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涕泪，谨拜司马文章。”尽管我不大相信这真的是出自赛金花的手笔，但相信她的那一份心情)，年轻的学生商鸿逵不知如何处理这样一部重要的传记，书迟迟没写出来，而欠下“星云堂”那五百元，人家追在他屁股后面不住地催讨。当时学界思想保守，为一个妓女作传，似乎有辱斯文，商鸿逵只好请示胡适先生，胡适让他实话实说，就照谈话写来，按照现在的话，就是“口述实录”。于是，商鸿逵按照刘半农生前定下的提纲，写了出来，书名叫做《赛金花本事》。当时，书出来，只卖出了两千本。谁也没有想到，这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这本《赛金花本事》一版再版，海内海外开花，已经不知道卖出多少了。

　　这是1932年到1934年的事情。当时的赛金花已经潦倒，早不住在八大胡同，而住进了天桥附近的居仁里胡同破败的房子里。想想每个下午她一个人从居仁里出来，跑到隆福寺西口，几乎是从南城穿到北城，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路过前门，和八大胡同擦肩而过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今，只能够揣测，谁也弄不清她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样想的。遥远的岁月，像是毛玻璃遮挡着的天空，变得模糊而迷蒙。

　　幸亏赛金花在这时候亲口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两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的冬天，她就悲惨地死在居仁里这间破败的房子里了，无论前人与后人怎么评说，她都再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了。

　　在世间所有有关赛金花的书籍中，这本《赛金花本事》，虽有赛金花自己的一些遮掩或改写，毕竟是最直观真实而翔实的写照。尤其是对照一些肆意演义的小说，比如《孽海花》和《九尾龟》，会看出更多的意思来，让我们在感慨唏嘘之余，也会沉思。不过，这是后话，容当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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