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自来水已经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对它的存在已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一百年前自来水厂在北京创建时，其经历堪称曲折。

　　据历史记载，前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周学熙(1866—1947，著名实业家、民国初曾两任财长)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经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袁世凯举荐，自天津奉调入京筹建京师自来水，以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的官职，主持筹建工作。当月，周便拟定了《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呈交农工商部。与此同时，还草拟了公司《三年收支预算》，对公司盈利预期相当乐观，其时以成本210万元(后实招股270万元)计，估算年可入售水款39万元，除去各项费用，第一年便可得净余利10万元，第二年净余利16万元，第三年净余利23万元，且“以后逐年销售增旺，其余利更多”。以“人性莫不趋利而避害”的判断，且出于自来水事业有“宫保(袁世凯)提倡于上”，“朝中大佬，应者必多”的考虑，认定集股并非难事。

　　据此，公司在《招股启示》中做了颇有吸引力的宣传。首先宣称“京师为首善之区，饮料乃卫生所重”

，但自然环境不佳，食用“土井”之水，“使用不便，质味恶劣”，“损生民之发育”；一旦遭遇火警，“杯水车薪”更难应对。而自来水的兴建，则可“补天时地利之不逮”，“既利民生，尤便民用”。随后列出9大“特色”，如从自然条件看，京师不比津、沪，“附近无名川大河，自来水可永久专利”；成本低廉，因“自来水取诸自然”，工程告竣，即可“一劳永逸，坐收巨利”；且自来水为“日用之消耗品”，人人需要，其售水之款必“源源而来”等等。同时，规定给以“股息八厘”的厚利，前三年每年更有“官款”银15万两“保息”，即无论盈亏，概由官方保障投资者的股息收益；又规定对优先认股者，加赠十分之一“红股”。在这些优惠条件之外，还以“专集华股，不附洋股”的爱国主义作为集股创业的旗帜，策划可谓相当周密。招股事项通过周学熙曾担任督办的天津银号(即官银号)一手操办，遂经天津、上海、汉口、张家口、唐山、保定等该号的机构，以及委托广东日升昌“收股”。因“交股踊跃”，300万元股本很快集齐。后经核算，并避免“官利吃重”，退回天津银号30万元，即实募股本270万元。京师自来水的建设，在周学熙的谋划指挥下，招股集资，勘测水源，购办设备，组织施工，

克服了诸多困难，历时22个月，工程告竣，1910年初，实现通水。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原本惠济民生的事业，从投入营业开始，便遇到了未曾料到的难题。如周学熙日后回忆所言，自来水“招股虽易而营业则甚难。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疑畏不敢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

　　上个世纪初，晚清为内忧外患所困，已经气息奄奄。近代文明虽有所传入，但从社会整体看，仍属“风气初开”的状态。自来水为新事物，其时不止是“旗人”，社会上对自来水的奇谈怪论也在所多有。诸如，因自来水龙头乍放，带一点白色，便说是“洋胰子水”；由于水管埋于地下，便说什么它“专走地道，不见阳光”，是“阴水”；又传言“水里有药”，“有煤油、石灰”；更有传言称，因自来水设备都来自外国，便认为“洋人没安好心”，当水井被填死，将自来水总管道一关，就要把老百姓“渴死”；甚至荒唐到对关于自来水的事情，只敢站在远处看看，“听到自来水三大字”，便“掩耳狂奔”！总之，“为谣言所惑”，怀疑观望者众多。这些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当年的现实。

　　至于“山东水夫”的“阻力”、“刁难”，则既

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晚清有一首《竹枝词》做过形象的描述，“晋人势弱鲁人强，若辈凶威孰与当，垄断把持官莫制，居然水屋比皇堂”。其社会背景是，当年北京街头的水井都是“官井”，亦多由清军兵营中的山东籍火夫经管，时间一长就成为了“井主”，他们又招募原籍乡民为水夫，专司卖水送水；水夫为谋生，井主则为谋利。井旁搭建窝棚为水夫住所，俗称“井窝子”。清末民初，这一群体约有2500人。水夫本质上是劳动者，而井主则已经异化成了“水阀”、“水霸”，他们垄断水源，称霸一方，与旧时北京掏粪业的“粪霸”，成为百姓不敢招惹的“两霸”。而由于自来水的建成，特别是当自来水初建，与他们的利益格局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依靠“官井”谋利为生的这一群体，便以为断了他们的财源与生路，出现矛盾与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食户之观望”，“井户之把持”，引起公司管理层的严重关切。公司从一开始便注意对民众的宣传，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