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1966年8月2日中央又决定陶铸兼任顾问）；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



　　批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点燃“文革”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五一六通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有了，下一步就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这方面，毛泽东又接连放了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 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

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注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康生6月2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

“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



　　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建立起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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